民企境外上市急需形象再造
(华强电子世界网讯) 9月20日，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欧亚农业(0932HK)开市仅三分钟便被香港证监会勒令停牌，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已对媒体表示，香港政府会致力增加市场透明度，并作为统筹的角色，联系交易所及证监会，但他拒绝评论证监会此举会否影响内地民企来港上市的意向。
其实，香港证监会的举措当在职责范围之内，而对于香港市场民企股近来的低迷走势，这却不啻于雪上加霜，受此影响，不少民企股单日跌幅超过一成。种种迹象表明内地民企的诚信问题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香港有关部门力促香港成为内地民企的融资中心的政策也同时受到质疑，这也使人们再次意识到，民企的形象再造已成当务之急。
“这里边的确有民企上市公司的责任，但不是全部，”山东省体改委的李江宁分析说，“包装、推荐民企上市的一些境外中介机构的不规范运作，也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和到A股上市不同，境外上市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政府监管的权限不大，企业自主选择中介，由于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会选择不规范、不合法的中介，这些中介的关系和背景很复杂，有的可能只是‘二传手\’。”
据悉，由于从国内到境外的路途少了相关部门的具体监管，再加上国内民企对境外上市的“技术性问题”知之甚少，而境外正规中介机构对内地企业的“习性”也很难摸准，所以在这个“真空地带”也就活跃着一批穿针引线的“中间人”，他们熟知境外上市的程序和步骤，做成一个企业上市，收入可高达几百万元，有时还能掌握5%至8%的股权。受暴利的驱动，为了多快好省地把民企推销出去，这些“二传手”自然不惜粉饰包装、铤而走险。
京华山一上海融资部赵明指出，“国内民营企业借助境外投行香港上市，但有些投行的运作框架未必完全适合这个企业。为了达到尽快上市的目的，有些企业匆忙改制上市。另一方面，投行之间竞争激烈，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也会有一些隐性行为。而这，都会成为日后的‘问题地雷\’。”
“除了投行的问题，香港资本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也是民企问题严重化的重要原因。香港的市场与内地有所不同，往往会有回调期的出现。在市场的回调期内，本来投资者的热情就不是很高，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公司，显然会发生连锁反应，进而影响到一个行业或者一个版块。”
此外，境外上市的一些硬性规定，客观上成为了产生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民营企业香港上市最大的困难是行政审批，既要符合境外交易所的上市要求，更要符合中国证监会提出的条件，且审批过程不透明、时间不确定，耗费民企大量精力。例如香港联交所规定，凡申请在港上市的公司，若涉及中国内地资产或业务，都必须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中国法律意见无异议函”，否则不予受理上市申请。很多想进军香港资本市场的民营企业，在这一环节“卡壳”！
有刚性的政策就会有柔性的对策，很多的企业绕道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境外小国或地区注册，摇身变为“境外企业”，尽管仍以内地资产和业务为主，但按中国证监会规定，国内企业在境外注册公司到香港上市，无须出具“无异议函”。
“出问题的民企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境外上市的公司，欧亚农业的董事局主席荷兰籍华人杨斌，就是将荷兰村的农业项目和在国内投资的6个农业基地打包，在百慕大注册成立的欧亚农业，杨个人控股70%以上。2001年7月，欧亚农业在香港发行4.6亿新股，募集资金6亿多港币。”香港享达融资有限公司企业融资部刘宇介绍说，“资产所在地、公司注册地、上市地分别在不同的所在，监管起来较为困难，也给造假留出了空间。”
“民营企业要想重新塑造形象，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境外市场并得到投资者的认可，首先要从自身做起。”香港南华证券联席董事陈舜权认为，“对所公开披露的信息，一定要做到真实、准确、公正。在民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申请上市的过程中，尽量聘请一些规范、有经验的海外机构来进行专门审计、审核。这对于公司的规范化运作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可能要支付较高的中介费用，但从长远来看，对于民企上市融资及再融资都大有裨益。”
记者了解到，境外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我国民营企业上市融资的重要途径，去年仅在香港总融资额就超过50亿港元，单个企业融资额从2000多万元到7亿元不等。境外融资对我国民企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此，重塑民企形象、重建境外投资者对国内民企的投资信心已属当务之急。
对国内企业境外上市暴露出的问题，国内的监管层也早有察觉，中国证监会一位官员近日表示，证监会正考虑放宽内地企业赴海外融资的条件，但放宽是一个逐步松绑的过程。市场认为所谓放宽，很可能会从“无异议函”开始。
在政策上松绑的同时，监管层正在把着力点放在选择中介机构上。
在山东省，目前有十几家民企正在运作计划到香港上市，五六家准备到新加坡上市，其中不乏像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优良高科技企业。
企境外上市的体改委宏观市场处张伟表示，政府在民营企业境外上市问题上，主要做两方面工作，一是培育上市资源；二是引导境外上市。引导上市就是给企业介绍可以信赖的中介机构、适宜的交易所以及上市成功的捷径。目前来看，民营企业在选择中介机构上问题较多，我们正在抓紧设立一个境外中介机构的诚信档案，并及时地向准备境外上市的企业通报。
对于国内民企境外上市，张伟显得信心十足，“我认为欧亚农业以及其他内地上市民企发生的问题，对以后内地民企的境外上市之路的影响不会很大，毕竟发生的问题不是主流。我最近到中国香港、新加坡考察，发现他们对内地的企业很欢迎，原因在于这两地的企业数量有限，必须依靠吸引外来企业；内地的经济增长很快，民营企业作为微观主体自然受到青睐。目前新加坡对内地企业的印象越来越好，山东在新加坡已经上市了两家企业———汇泉食品和金锣食品，他们的效益好，管理规范，市价一年内几乎翻了一倍，而且增发了新股，募集资金是IPO时的两倍。”
由此可见，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内民企对境外上市也无须悲观，像香港、新加坡这样的金融中心，缺的就是证券的供给，在香港，仅“闷”在银行找不到投资出路的资金就达500亿港元。如果我们的民企在上市的过程中，真正能够做到信用、真实、准确和公正，相信境外的资本市场可以给国内的民企提供长久的资本动力。
香港南华证券联席董事陈舜权更是乐观地认为：“只要经过积极的规范和引导，民企境外上市依旧是坦途一片。”
“民企到境外上市，已经成为国内民企的一个重要途径和通道，而目前的市场表现及投资者的态度，似乎多少给这些民企泼了一盆冷水，”陈认为，“然而这对于打算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未必是件坏事，反而将起到一种警示作用。”
其实，香港证监会的举措当在职责范围之内，而对于香港市场民企股近来的低迷走势，这却不啻于雪上加霜，受此影响，不少民企股单日跌幅超过一成。种种迹象表明内地民企的诚信问题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香港有关部门力促香港成为内地民企的融资中心的政策也同时受到质疑，这也使人们再次意识到，民企的形象再造已成当务之急。
问题根源多多“二传手”“政策门槛”各有其责
“这里边的确有民企上市公司的责任，但不是全部，”山东省体改委的李江宁分析说，“包装、推荐民企上市的一些境外中介机构的不规范运作，也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和到A股上市不同，境外上市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政府监管的权限不大，企业自主选择中介，由于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会选择不规范、不合法的中介，这些中介的关系和背景很复杂，有的可能只是‘二传手\’。”
据悉，由于从国内到境外的路途少了相关部门的具体监管，再加上国内民企对境外上市的“技术性问题”知之甚少，而境外正规中介机构对内地企业的“习性”也很难摸准，所以在这个“真空地带”也就活跃着一批穿针引线的“中间人”，他们熟知境外上市的程序和步骤，做成一个企业上市，收入可高达几百万元，有时还能掌握5%至8%的股权。受暴利的驱动，为了多快好省地把民企推销出去，这些“二传手”自然不惜粉饰包装、铤而走险。
京华山一上海融资部赵明指出，“国内民营企业借助境外投行香港上市，但有些投行的运作框架未必完全适合这个企业。为了达到尽快上市的目的，有些企业匆忙改制上市。另一方面，投行之间竞争激烈，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也会有一些隐性行为。而这，都会成为日后的‘问题地雷\’。”
“除了投行的问题，香港资本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也是民企问题严重化的重要原因。香港的市场与内地有所不同，往往会有回调期的出现。在市场的回调期内，本来投资者的热情就不是很高，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公司，显然会发生连锁反应，进而影响到一个行业或者一个版块。”
此外，境外上市的一些硬性规定，客观上成为了产生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民营企业香港上市最大的困难是行政审批，既要符合境外交易所的上市要求，更要符合中国证监会提出的条件，且审批过程不透明、时间不确定，耗费民企大量精力。例如香港联交所规定，凡申请在港上市的公司，若涉及中国内地资产或业务，都必须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中国法律意见无异议函”，否则不予受理上市申请。很多想进军香港资本市场的民营企业，在这一环节“卡壳”！
有刚性的政策就会有柔性的对策，很多的企业绕道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境外小国或地区注册，摇身变为“境外企业”，尽管仍以内地资产和业务为主，但按中国证监会规定，国内企业在境外注册公司到香港上市，无须出具“无异议函”。
“出问题的民企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境外上市的公司，欧亚农业的董事局主席荷兰籍华人杨斌，就是将荷兰村的农业项目和在国内投资的6个农业基地打包，在百慕大注册成立的欧亚农业，杨个人控股70%以上。2001年7月，欧亚农业在香港发行4.6亿新股，募集资金6亿多港币。”香港享达融资有限公司企业融资部刘宇介绍说，“资产所在地、公司注册地、上市地分别在不同的所在，监管起来较为困难，也给造假留出了空间。”
正本清源民企形象再造
“民营企业要想重新塑造形象，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境外市场并得到投资者的认可，首先要从自身做起。”香港南华证券联席董事陈舜权认为，“对所公开披露的信息，一定要做到真实、准确、公正。在民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申请上市的过程中，尽量聘请一些规范、有经验的海外机构来进行专门审计、审核。这对于公司的规范化运作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可能要支付较高的中介费用，但从长远来看，对于民企上市融资及再融资都大有裨益。”
记者了解到，境外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我国民营企业上市融资的重要途径，去年仅在香港总融资额就超过50亿港元，单个企业融资额从2000多万元到7亿元不等。境外融资对我国民企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此，重塑民企形象、重建境外投资者对国内民企的投资信心已属当务之急。
对国内企业境外上市暴露出的问题，国内的监管层也早有察觉，中国证监会一位官员近日表示，证监会正考虑放宽内地企业赴海外融资的条件，但放宽是一个逐步松绑的过程。市场认为所谓放宽，很可能会从“无异议函”开始。
在政策上松绑的同时，监管层正在把着力点放在选择中介机构上。
在山东省，目前有十几家民企正在运作计划到香港上市，五六家准备到新加坡上市，其中不乏像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优良高科技企业。
主抓山东省民
企境外上市的体改委宏观市场处张伟表示，政府在民营企业境外上市问题上，主要做两方面工作，一是培育上市资源；二是引导境外上市。引导上市就是给企业介绍可以信赖的中介机构、适宜的交易所以及上市成功的捷径。目前来看，民营企业在选择中介机构上问题较多，我们正在抓紧设立一个境外中介机构的诚信档案，并及时地向准备境外上市的企业通报。
对于国内民企境外上市，张伟显得信心十足，“我认为欧亚农业以及其他内地上市民企发生的问题，对以后内地民企的境外上市之路的影响不会很大，毕竟发生的问题不是主流。我最近到中国香港、新加坡考察，发现他们对内地的企业很欢迎，原因在于这两地的企业数量有限，必须依靠吸引外来企业；内地的经济增长很快，民营企业作为微观主体自然受到青睐。目前新加坡对内地企业的印象越来越好，山东在新加坡已经上市了两家企业———汇泉食品和金锣食品，他们的效益好，管理规范，市价一年内几乎翻了一倍，而且增发了新股，募集资金是IPO时的两倍。”
由此可见，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内民企对境外上市也无须悲观，像香港、新加坡这样的金融中心，缺的就是证券的供给，在香港，仅“闷”在银行找不到投资出路的资金就达500亿港元。如果我们的民企在上市的过程中，真正能够做到信用、真实、准确和公正，相信境外的资本市场可以给国内的民企提供长久的资本动力。
香港南华证券联席董事陈舜权更是乐观地认为：“只要经过积极的规范和引导，民企境外上市依旧是坦途一片。”
“民企到境外上市，已经成为国内民企的一个重要途径和通道，而目前的市场表现及投资者的态度，似乎多少给这些民企泼了一盆冷水，”陈认为，“然而这对于打算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未必是件坏事，反而将起到一种警示作用。”
(编辑 林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