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业30年：一叶扁舟与联合舰队之思
“六五”计划后期，电子工业的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大的经济环境也出现了新情况，给电子工业深层次的改革增添了难度。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沿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道路探索前进。这其间，一度出现通货膨胀，遇到了暂时困难。在此大环境下，“七五”期间的电子工业既经历了超高速的发展，也经受了市场疲软所造成的生产和效益大幅度滑坡的困扰，各个年度起落较大，发展很不平稳，出现了波浪式发展的现象。不过从总体上讲，发展的步子仍比较大，同“六五”相比，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成绩是显著的，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199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72.7亿元，为1985年工业总产值的2.35倍，年均递增18.6%。经济效益总体上比“六五”有所提高，“七五”期间共完成工业总产值2633.7亿元，实现销售收入2140.3亿元，实现利税245.72亿元，分别是“六五”期间的3.05倍、3.22倍、1.92倍。电子产品出口、出口生产基地建设取得了可喜进展，先后形成出口基地企业36个、扩权企业98个。1990年电子行业出口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有19个，合资企业出口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有9个。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发挥了外贸主渠道作用，年出口额从1985年的5520万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7.3亿美元。
在此期间，由于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行业运行机制发生了从未有过的重大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酝酿已久的按照“企业放下去，行业管起来”的原则，1985年、1986年两年先后将170个部属企业和25个事业单位下放，一些省属企业也相应下放，部机关也相应进行了改变，逐步转变职能，推行行业管理。以企业下放为基础，推进企业联合和企业结构的集团化，各种形式的联合体有很大发展。经批准的联合公司已有200多家，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的企业集团有30多个，如长城计算机集团、上海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深圳赛格集团等。这就是电子工业发展史上“小家与大户”闯市场、“一叶扁舟与联合舰队”过大海那场讨论的一段佳话。
科技体制的改革使科研单位逐步进入电子工业发展主战场。科研单位全部实行所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95%以上实行了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技术经济责任制，改革了拨款制度。本着开放搞活、推进科技面向经济建设和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原则，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模式，如进入企业和企业集团，与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横向联合，建立行业技术开发中心，创办科技型企业，进入科技园区，到沿海特区办分所，建立合资企业等。
科研院所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由单一科研型转向科研生产经营型，以军工为主的研究所实现了军民结合。这样以来，活力大为增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据1989年对48个研究所的统计，他们年总收益为9.9亿元，比1985年增长1.15倍。其中横向收入5.39亿元，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13.1%上升到1989年的54.3%。
为了开展学科建设，促进院校科研发展，我们建立了4个国家级重点学科、16个部级重点学科、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并用世界银行贷款建立了材料、微波、计算机3个高水平科研中心，促进了科研水平的提高。“七五”期间共承担5389项科研课题，获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26项、部级科技进步奖293项，出版科学专著307部，发表学术论文3861篇。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为了推动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国家“七五”安排了3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即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开发、计算机系统研究开发及计算机软件研究开发。这3个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由原机械电子工业部主持，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参加，共安排了17个课题199个专题，总经费4.46亿元；组织1225个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攻关；共取得科研成果1000余项，其中理论性研究成果145项，新产品600项，新技术和新工艺295项，其他成果146项。这些成果中有71%达到了国际20世纪80年代水平，有55%填补了国内空白，一部分已在科研和生产中得到应用，转让专题成果109项。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内技术和生产上的需求，有的突破了国外封锁，有的很快转化为产品，实现替代进口，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另一项重大举措是一批三线企业搬迁、调整及改造，由偏僻地区向中心城市靠拢。这一举措是根据国务院关于三线企业要“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进行的，1984年启动，1990年基本完成，共有64个电子企(事)业单位搬迁。“七五”期间继续调整改造，通过合并或兼并，使企业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得到改善，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情况大为改观，生产能力得以发挥，经济效益有所提高。据对15个迁建改造企业的统计，从1984年开始迁建改造到1990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5.9倍，利税增长5倍。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沿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道路探索前进。这其间，一度出现通货膨胀，遇到了暂时困难。在此大环境下，“七五”期间的电子工业既经历了超高速的发展，也经受了市场疲软所造成的生产和效益大幅度滑坡的困扰，各个年度起落较大，发展很不平稳，出现了波浪式发展的现象。不过从总体上讲，发展的步子仍比较大，同“六五”相比，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成绩是显著的，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199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72.7亿元，为1985年工业总产值的2.35倍，年均递增18.6%。经济效益总体上比“六五”有所提高，“七五”期间共完成工业总产值2633.7亿元，实现销售收入2140.3亿元，实现利税245.72亿元，分别是“六五”期间的3.05倍、3.22倍、1.92倍。电子产品出口、出口生产基地建设取得了可喜进展，先后形成出口基地企业36个、扩权企业98个。1990年电子行业出口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有19个，合资企业出口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有9个。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发挥了外贸主渠道作用，年出口额从1985年的5520万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7.3亿美元。
在此期间，由于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行业运行机制发生了从未有过的重大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酝酿已久的按照“企业放下去，行业管起来”的原则，1985年、1986年两年先后将170个部属企业和25个事业单位下放，一些省属企业也相应下放，部机关也相应进行了改变，逐步转变职能，推行行业管理。以企业下放为基础，推进企业联合和企业结构的集团化，各种形式的联合体有很大发展。经批准的联合公司已有200多家，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的企业集团有30多个，如长城计算机集团、上海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深圳赛格集团等。这就是电子工业发展史上“小家与大户”闯市场、“一叶扁舟与联合舰队”过大海那场讨论的一段佳话。
科技体制的改革使科研单位逐步进入电子工业发展主战场。科研单位全部实行所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95%以上实行了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技术经济责任制，改革了拨款制度。本着开放搞活、推进科技面向经济建设和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原则，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模式，如进入企业和企业集团，与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横向联合，建立行业技术开发中心，创办科技型企业，进入科技园区，到沿海特区办分所，建立合资企业等。
科研院所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由单一科研型转向科研生产经营型，以军工为主的研究所实现了军民结合。这样以来，活力大为增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据1989年对48个研究所的统计，他们年总收益为9.9亿元，比1985年增长1.15倍。其中横向收入5.39亿元，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13.1%上升到1989年的54.3%。
为了开展学科建设，促进院校科研发展，我们建立了4个国家级重点学科、16个部级重点学科、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并用世界银行贷款建立了材料、微波、计算机3个高水平科研中心，促进了科研水平的提高。“七五”期间共承担5389项科研课题，获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26项、部级科技进步奖293项，出版科学专著307部，发表学术论文3861篇。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为了推动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国家“七五”安排了3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即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开发、计算机系统研究开发及计算机软件研究开发。这3个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由原机械电子工业部主持，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参加，共安排了17个课题199个专题，总经费4.46亿元；组织1225个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攻关；共取得科研成果1000余项，其中理论性研究成果145项，新产品600项，新技术和新工艺295项，其他成果146项。这些成果中有71%达到了国际20世纪80年代水平，有55%填补了国内空白，一部分已在科研和生产中得到应用，转让专题成果109项。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内技术和生产上的需求，有的突破了国外封锁，有的很快转化为产品，实现替代进口，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另一项重大举措是一批三线企业搬迁、调整及改造，由偏僻地区向中心城市靠拢。这一举措是根据国务院关于三线企业要“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进行的，1984年启动，1990年基本完成，共有64个电子企(事)业单位搬迁。“七五”期间继续调整改造，通过合并或兼并，使企业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得到改善，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情况大为改观，生产能力得以发挥，经济效益有所提高。据对15个迁建改造企业的统计，从1984年开始迁建改造到1990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5.9倍，利税增长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