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执于经济研究的出发点
(华强电子世界网讯) 不少人认为年长了或老了的人，对自己的观点是比较固执或顽固的。在医学发达的今天，66岁不算老，但我觉得自己在观点上是比30年前固执了。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我就以固执知名，往往坚持己见。但当时相熟的同事知道在推理上我是客观的，所以坚持己见受到他们的尊重。
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是应该坚持的。左摇右摆的思想不能成家。问题是年纪越大越固执，如果可以量度证实的话（不知是否可以），是需要解释的现象。老生常谈的解释是脑细胞退化或老化了，思想不够灵活，因而固执。我没有读到过医学的论据，但老生总是这样常谈。
第二个解释是年纪大了，思想或观点经过时间的蹂躏，得到的是比较坚定的信念，因而固执。这与上一个解释有很大的分别，前者是说脑子转不过来，后者是说经验有信服力。我认为自己越来越固执是后者，因为自觉脑子还转得快。今天看问题没有三四十岁时那样尖锐（回头看自己当年的文章而知），但速度可没有缓慢下来，而判断力是今胜昔的。
6个月前，在美国与弗里德曼（M. Friedman）相聚，年近90（现在已经是90岁了）的他，其智力还远超常人。当然，与30多年前我认识的弗老相比，他缓慢了很多，但还是比常人快。在“固执”这个话题上，我的感受是弗老完全没有变：衡量你的意见，他同意就说同意，不同意就说不同意，清楚分明，干脆利落，还是20世纪的弗里德曼。
第三个“人老固执”的解释，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那是看来固执但其实不是——有固执之貌而无固执之实。这可能是很多所谓人老固执的误解。以自己为例，年纪越大，越懒得跟外人辩论。如果他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或他人的观点我不同意，我越来越喜欢顾左右而言他，除非我对观点的不同很感兴趣。这是有固执之貌的。今天我写《经济解释》的顾虑，是读者看不明白。这点我重视，但不容易处理，因为越写越深。由传统基础写到新地带，遇到不少前人没有说过的，是以为难。
不管什么理由，在经济学上有一点我是越来越固执的。自1964年起，我认为经济研究应该以一个真实世界的现象为出发点，用理论推出假说作解释，然后试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广泛地伸展到其他现象去。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老师，后来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名师，及再后来在华盛顿大学遇到的同事，大部分都认为这是经济研究应走的路。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大的艾智仁（A. A. Alchian）与芝大的高斯（R. H. Coase）。前者坚持博士论文要解释现象，后者是与他研讨时，没有一个手头的现象引不起他的兴趣的。为学术而生存的学者就有这样的麻烦：要他们与你交谈，你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方面高斯很极端：没有兴趣的不闻不问，有兴趣的锲而不舍，而他的兴趣永远是市场与组织等现象。
认识高斯时他57岁，我31岁。他是个非常固执、顽固的人，对事实的考查与对真理的追寻，以及半步不让的坚持，使我耳目一新。年纪相隔一整代，对经济理论我知道的比他广泛，但他把所知的本来不多的理论再简化，竟然威力无穷。我是受到艾智仁与高斯的影响而逐步把理论简化的。那是36年前开始的工作了。
今天，我的“固执”转向“硬化”。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任何经济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现象放在面前，我是不会谈，不会想，甚至连听也不听的。国内同学有的天天用电子邮件询问经济，但不举出一个实例的我不想回应。同学们问理论，或不明白我的论点，我只介绍一些读物，或请他们转问另一些学者。但如果同学举出一个新奇的实例，而实例是可信的话，我的脑子就立刻开动了。
主要是受到高斯的影响，我对事实或现象的查根问底愈来愈严谨，愈来愈苛求，所以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我是愈来愈固执的。我说过了，最蠢的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推深一层，有很多众所周知的现象，作研究的往往在观察上错了一个小节，或一小点疏忽，结果就变得“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使分析的结论大错特错。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任何现象都需要简化，而简化就是大胆地删除某些枝节。为安全计，我们要知道很多枝节才能判断哪些要删除，哪些要保留，或哪些要放大来看。是的，喜欢以事实为出发点的20世纪60年代，行内有几篇我极为欣赏的文章，后来因为忽略了一些事实的小节而使其结论大打折扣。认真作研究的人似乎永远是在恐惧的日子中生活的。
在70年代兴起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分析中，我对数之不尽的所谓现象或行为持保留态度，它们包括卸责、欺骗、偷懒、勒索、恐吓、博弈等行为。我不是说人不会做这些事，但我们要怎样判断或量度这些行为的存在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开索天价、卖假货、造假价、盗版、不履行合约等行为，公理（postulate）上是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效果，要解释就拿着需求定律，考查不同情况的局限转变。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与一位来自日本的年轻经济理论家共用办公室。他很用功，从早到晚在黑板上写方程式，写写抹抹的。那时我还玩一点数学，所以常问他玩的是什么。他说是证定理（theorem），天天在证，显然证得很过瘾。但每次问他要解释什么现象，他答不出来。我问他某符号代表什么，他是答得出来的，很抽象，但当我逼他把方程式带到真实世界，他却办不到。
结论是明显的。避免费时失事，我们要先有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或行为在手，详查其实，然后以简单的理论反复推敲，得到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说，再找其他现象试行验证。有了相当可靠的思维分析，数学的逻辑推理就大有可为。不管世事而先用数学来推测假想的现象，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
成功机会很小，赌不过。
我从来没有反对将数学用于经济学上，永远鼓励技术不足的学生多学数学。经济学可以不用数学，但对某些分析，或对某些学者，数学的帮助很大。我反对的是闭门造车，或因为不知世事而以方程式加以掩饰的治学方法。我也反对本来可以是浅显的分析，却刻意地以数学搞得复杂无比。很不幸，这些似乎是今天的大势所趋了。
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是应该坚持的。左摇右摆的思想不能成家。问题是年纪越大越固执，如果可以量度证实的话（不知是否可以），是需要解释的现象。老生常谈的解释是脑细胞退化或老化了，思想不够灵活，因而固执。我没有读到过医学的论据，但老生总是这样常谈。
第二个解释是年纪大了，思想或观点经过时间的蹂躏，得到的是比较坚定的信念，因而固执。这与上一个解释有很大的分别，前者是说脑子转不过来，后者是说经验有信服力。我认为自己越来越固执是后者，因为自觉脑子还转得快。今天看问题没有三四十岁时那样尖锐（回头看自己当年的文章而知），但速度可没有缓慢下来，而判断力是今胜昔的。
6个月前，在美国与弗里德曼（M. Friedman）相聚，年近90（现在已经是90岁了）的他，其智力还远超常人。当然，与30多年前我认识的弗老相比，他缓慢了很多，但还是比常人快。在“固执”这个话题上，我的感受是弗老完全没有变：衡量你的意见，他同意就说同意，不同意就说不同意，清楚分明，干脆利落，还是20世纪的弗里德曼。
第三个“人老固执”的解释，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那是看来固执但其实不是——有固执之貌而无固执之实。这可能是很多所谓人老固执的误解。以自己为例，年纪越大，越懒得跟外人辩论。如果他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或他人的观点我不同意，我越来越喜欢顾左右而言他，除非我对观点的不同很感兴趣。这是有固执之貌的。今天我写《经济解释》的顾虑，是读者看不明白。这点我重视，但不容易处理，因为越写越深。由传统基础写到新地带，遇到不少前人没有说过的，是以为难。
不管什么理由，在经济学上有一点我是越来越固执的。自1964年起，我认为经济研究应该以一个真实世界的现象为出发点，用理论推出假说作解释，然后试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广泛地伸展到其他现象去。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老师，后来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名师，及再后来在华盛顿大学遇到的同事，大部分都认为这是经济研究应走的路。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大的艾智仁（A. A. Alchian）与芝大的高斯（R. H. Coase）。前者坚持博士论文要解释现象，后者是与他研讨时，没有一个手头的现象引不起他的兴趣的。为学术而生存的学者就有这样的麻烦：要他们与你交谈，你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方面高斯很极端：没有兴趣的不闻不问，有兴趣的锲而不舍，而他的兴趣永远是市场与组织等现象。
认识高斯时他57岁，我31岁。他是个非常固执、顽固的人，对事实的考查与对真理的追寻，以及半步不让的坚持，使我耳目一新。年纪相隔一整代，对经济理论我知道的比他广泛，但他把所知的本来不多的理论再简化，竟然威力无穷。我是受到艾智仁与高斯的影响而逐步把理论简化的。那是36年前开始的工作了。
今天，我的“固执”转向“硬化”。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任何经济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现象放在面前，我是不会谈，不会想，甚至连听也不听的。国内同学有的天天用电子邮件询问经济，但不举出一个实例的我不想回应。同学们问理论，或不明白我的论点，我只介绍一些读物，或请他们转问另一些学者。但如果同学举出一个新奇的实例，而实例是可信的话，我的脑子就立刻开动了。
主要是受到高斯的影响，我对事实或现象的查根问底愈来愈严谨，愈来愈苛求，所以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我是愈来愈固执的。我说过了，最蠢的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推深一层，有很多众所周知的现象，作研究的往往在观察上错了一个小节，或一小点疏忽，结果就变得“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使分析的结论大错特错。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任何现象都需要简化，而简化就是大胆地删除某些枝节。为安全计，我们要知道很多枝节才能判断哪些要删除，哪些要保留，或哪些要放大来看。是的，喜欢以事实为出发点的20世纪60年代，行内有几篇我极为欣赏的文章，后来因为忽略了一些事实的小节而使其结论大打折扣。认真作研究的人似乎永远是在恐惧的日子中生活的。
在70年代兴起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分析中，我对数之不尽的所谓现象或行为持保留态度，它们包括卸责、欺骗、偷懒、勒索、恐吓、博弈等行为。我不是说人不会做这些事，但我们要怎样判断或量度这些行为的存在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开索天价、卖假货、造假价、盗版、不履行合约等行为，公理（postulate）上是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效果，要解释就拿着需求定律，考查不同情况的局限转变。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与一位来自日本的年轻经济理论家共用办公室。他很用功，从早到晚在黑板上写方程式，写写抹抹的。那时我还玩一点数学，所以常问他玩的是什么。他说是证定理（theorem），天天在证，显然证得很过瘾。但每次问他要解释什么现象，他答不出来。我问他某符号代表什么，他是答得出来的，很抽象，但当我逼他把方程式带到真实世界，他却办不到。
结论是明显的。避免费时失事，我们要先有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或行为在手，详查其实，然后以简单的理论反复推敲，得到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说，再找其他现象试行验证。有了相当可靠的思维分析，数学的逻辑推理就大有可为。不管世事而先用数学来推测假想的现象，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
成功机会很小，赌不过。
我从来没有反对将数学用于经济学上，永远鼓励技术不足的学生多学数学。经济学可以不用数学，但对某些分析，或对某些学者，数学的帮助很大。我反对的是闭门造车，或因为不知世事而以方程式加以掩饰的治学方法。我也反对本来可以是浅显的分析，却刻意地以数学搞得复杂无比。很不幸，这些似乎是今天的大势所趋了。
(编辑 林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