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设计产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前景分析
投资者们不再一窝蜂涌向新兴的中国半导体/电子行业去淘金。事实上，早在一年前，在信用危机袭击全球市场之前，投资过热的现象就已经开始降温了。
HinaGroup（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投资银行&私人股本公司）常务董事KenTsang认为这是‘投资者们在过去几年里头脑发热导致的结果\’。然而，很多业内专家将其直接归因于中国国内的芯片公司。
排名前三的中国IC供应商分别是珠海炬力(ActionsSemiconductor)、中星微（Vimicro)、展讯通信(SpreadtrumCommunications），但这三家公司一直以来并未推出给全球市场带来一定影响的产品，这表明中国目前看似潜力无限的IC产业事实上后劲不足。
这三家公司的股票已经直跌到谷底，上周中星微的股票价格为1.88美元，珠海炬力和展讯通信的股票价格分别为1.44美元和8美分。
位于旧金山的亚太地区知名创业投资机构WaldenInternational（华登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Lip-BuTan（陈立武）表示，这三家公司‘让投资者和中国代工厂，如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非常失望’。他认为，这三家公司在过去几年里连续多个季度目标不明确的差劲表现导致了今天投资者对中国电子产业\‘一定程度的幻灭’。
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会忽略中国。
尽管与过去几年11~12%的增长速度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下滑态势，但是中国的GDP仍在以8~9%的速度增长。而相比之下，在到今年底美国的GDP增长速度正迅速接近零。
半导体行业从增长迅速到开始下滑引出了一个更大的话题：中国未来究竟能不能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如果能，谁将是中国的英特尔？
据报道，中国现有500多家芯片公司。目前仍有不少投资者和电子公司希望能从中发现摇钱树。而美国半导体供应商照例在这些公司中寻找潜在并购目标，以希望能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但华登国际董事长Tan对此表示怀疑。“中国国内的芯片公司现在应该不到500家，有可能就300家”，“它们都是一些非常小的设计室，销售额只有1百万美元到1千万美元。大多数芯片公司开发的产品完全一样，并且通常由政府扶助。
珠海炬力(ActionsSemiconductor)、中星微(Vimicro)、展讯通信(SpreadtrumCommunications）都是由中国留学生创立和运作的第一代中国半导体公司。
这就导致了这样的议题----除非有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地公司冲出中国并能和海外竞争对手们抗衡，中国电子产业才算真正成熟。Pericom Semiconductor总裁兼CEO AlexHui表示，他在中国的大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公司--如中国移动和华为身上看到了一些苗头，这些公司逐渐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定份量。但他同时表示，“我们仍然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
填补当前和未来中国电子产业之间差距的是第二代中国芯片公司：Pericom Semiconductor、Telegent Systems（泰景科技）、Monolithic PowerSystems（芯源）、Legend Silicon（凌讯科技）等公司。
但是这些半导体公司的总部都设在美国硅谷而不是设在中国。
这些公司有很多共同点，它们大多数由精英类中国CEO（生于中国，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管理，他们对中国市场分析透彻，并且借助他们在中国的资源筹集到了资金。
但是最重要的它们在硅谷和中国同时营业。
Tan 指出，第一代半导体公司的CEO们是直接归国，第二代芯片公司则是将公司总部设在硅谷同时又在中国设立众多研发处和销售处。
对凌讯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杨林而言，将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的好处很明显。“硅谷集中了世界一流的人才，发挥着总揽公司全局的作用。
凌讯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的无晶圆芯片公司，该公司自主原创的时域同步正交频分复(TDS-OFDM) 技术为中国地面接收数字广播电视标准所采用。
凌讯的CEO 董宏则在中国（该公司和清华大学有密切合作）和弗里蒙特之间穿梭，而杨则大部分时间驻守硅谷。
当杨谈及硅谷的‘顶尖人才\’时，他提到了资深工程经理能理解产品最核心本质的能力。通常，在中国的管理人员更贴近当地市场，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但是这也不是必然的。本地的中国工程师通常缺少通过分析问题来定义所需求的产品的经验。
Pericom的Hui同意这一看法，“中国工程师的基础知识很牢，但还需要积累更多经验和进一步历练。
Pericom公司推出了多款用于电脑、消费及通信产品的接口芯片。该公司在台北、四川、香港和上海都设有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团队，负责开发‘（产品）架构\’和‘产品定位\’。
第二代中国芯片公司的全球化梦想
Telegent Systems 总裁兼CEO 云维杰强调了这一点：“从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目标就是将Telegent Systems 打造成全球公司”。
Telegent成立于2004年，在全球设有6个办事处。该公司推动的移动电视单芯片解决方案，可以接收模拟和数字广播信号。
“中国对我们公司的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云维杰表示，“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而是因为它是最灵活的市场”。
美国电信运营商为他们的手机定义功能时通常非常保守；而中国运营商们则更乐意偿试，这使得中国本地的手机制造商和分销商更加富有进取心和乐于创新。
例如，去年在中国推出了采用Telegent模拟电视调谐器的首款移动电视，在之后两个月，非洲市场上就出现了具有同样功能的同款产品。云维杰总结认为，中国供应商可以将其产品推广到全球各个偏远角落，令人佩服。
在Telegent成立很久之前，Pericom就已经为总部设在硅谷的中国公司开僻了一条通过与中国OEM结盟来立足中国和国际市场的成功之路。Pericom于1990年成立，1997年上市。在知道Pericom的芯片为思科的第二来源后，中国华为的工程师们开始在华为的网络设备中采用Pericom的芯片，而Pericom在与华为的合作中赚了很多钱。
从1997年到2000年，Pericom的复合年度增长率为34%，这要感谢中国电信客户，如华为和中兴。Pericom在亚洲的出现也有助于其和电脑OEM，如Dell、HP/Compaq和IBM建立伙伴关系--“PC产业链覆盖全球”。
中国的本土人才
通常，第二代中国芯片供应商对中国电子产业工程设计环境的薄弱环节和优势有透彻研究，一致的观点，是，“来中国不是为了廉价劳动力，而是为了吸收人才，以更贴近和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Pericom 的Hui表示，“中国已不再是血汗工厂”。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中国和硅谷在数字设计领域的技术差距‘大大缩小\’，Telegent的云维杰表示，“但在RF设计领域，硅谷仍处于领先水平”。
像凌讯就在中国清华大学招聘工程人员，凌讯的高层领导(董和杨)就毕业于清华大学。杨林目前仍在清华大学挂有教授头衔。
那为什么他们不选择先在中国成立公司呢？杨林对此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在Cadence公司积累的多年工作经验，我们就不能设计出最佳的数字电视芯片”。
事实上，凌讯的很多工程师就来自Cadence。在1990年代中期，Cadence设计服务小组的客户包括LG和三星，业务领域涉及数字TV、3G 和WiMax。如果没有这一背景，凌讯和其清华团队就不可能起草中国地面数字标准。
“技术开发中最难的部分仍在美国完成”。但最重要的是在杨林在Cadence的工作经历教会凌讯团队如何展开“可测性的设计”和“可生产的设计”。
在中国数字电视标准开发过程中，清华小组和凌讯联合，采用多载波的TDS-OFDM技术；而清华的竞争对手交通大学为采用单载波残留边带系统的ADTB-T技术。
这两所大学的技术在理论都可行。但是理论是一回事，“将理论进行仿真、执行和测试又是另外一回事”，杨林表示，“如果没有在美国呆上这么多年，我们不可能完成我们的使命。清华大学/凌讯严格的标准开发过程最终迫使交通大学效仿。
当然，成本仍然是主要因素。凌讯表示在中国支出的开发设计成本只有在美国支出的25%。曾在凌讯短期担任过CEO的Ralph Schmitt表示，“在中国，你可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扩大公司规模。
云维杰承认，中国富余的廉价工程师们使得Telegent“可以更轻松地进行更多实验”。
云维杰记得在中国有一次被邀请和8家芯片公司的CEO聚餐。在他们自我简介之后发现，这8家公司中居然有2家公司开发的是一模一样的LCD驱动器：很多运作很成功的中国本土公司开发的是一模一样的产品。云维杰表示Telegent的独到之处在于：“通过将公司总部设在硅谷，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开发亚洲工程师们所开发不了的产品”。
两地周旋？
第二代中国芯片供应商们承认，当他们以中国人的身份踏入中国时很明显会享受到种种好处。
“如果Marvell Technology或BroADCom来中国，他们会被视作‘美国公司\’”。但是当Telegent在中国拓展业务时，则情况就变成，我们的中国客户会这样跟我们讲，‘哦，你们和我们是一伙的\’。
很多在硅谷的中国管理人员不愿意回国，除开生意场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很多个人的原因。Monolithic Power Systems(MPS) CEO Ze-Qiang Yao表示，在两种文化之间来回周旋，不是件好受的事。
Yao生于中国，在澳大利亚上学，在移居硅谷之前曾在HHNEC（华宏NEC）工作了多年。当在Cupertino买房和小孩出生后，Yao表示，不敢想像再举家迁往中国。在美国呆在这么多年之后，“你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但同时你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
关于如何重新适应国内环境，云维杰有一个建议：“如果你认为自己很特别，那么你会很难习惯归国后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当作普通人，那么情况就会好很多”。
而留在硅谷工作的中国工程师们在分析他们回国的同伴时更加直言不讳。
北美中国半导体协会 (NACSA)主席Bo Jin指出中国工程师们通常缺少耐心：“他们太聪明了，他们会选捷径，他们更注重眼前的利益。”中国社会趋向于将成功的企业家偶像化，但这是没有帮助的，“这会误导很大一批年青人”。
MPS的Yao也表示在中国国内的工程师们缺少主动意识。“他们很吵，很粗鲁。中国人习惯讲他们被人歧视，事实上在中国国内就有很多歧视存在”。
投资前景
随着投资热的减退，最近的金融危机也带来不少麻烦。“交易周期越来越长，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Tsang表示他要处理投资在中国的高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的70笔尚在雏形中未结束的交易（总价值50亿美元）。
第二代中国芯片公司的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新股上市）计划也将随之搁浅，凌讯不久前聘请Schmitt为CEO，希望他能帮助公司完成新股上市。
但随着芯片公司估价的下滑，凌讯不大可能在近期内上市。Schmitt已于10月末辞去凌讯CEO一职。
HinaGroup（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投资银行&私人股本公司）常务董事KenTsang认为这是‘投资者们在过去几年里头脑发热导致的结果\’。然而，很多业内专家将其直接归因于中国国内的芯片公司。
排名前三的中国IC供应商分别是珠海炬力(ActionsSemiconductor)、中星微（Vimicro)、展讯通信(SpreadtrumCommunications），但这三家公司一直以来并未推出给全球市场带来一定影响的产品，这表明中国目前看似潜力无限的IC产业事实上后劲不足。
这三家公司的股票已经直跌到谷底，上周中星微的股票价格为1.88美元，珠海炬力和展讯通信的股票价格分别为1.44美元和8美分。
位于旧金山的亚太地区知名创业投资机构WaldenInternational（华登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Lip-BuTan（陈立武）表示，这三家公司‘让投资者和中国代工厂，如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非常失望’。他认为，这三家公司在过去几年里连续多个季度目标不明确的差劲表现导致了今天投资者对中国电子产业\‘一定程度的幻灭’。
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会忽略中国。
尽管与过去几年11~12%的增长速度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下滑态势，但是中国的GDP仍在以8~9%的速度增长。而相比之下，在到今年底美国的GDP增长速度正迅速接近零。
半导体行业从增长迅速到开始下滑引出了一个更大的话题：中国未来究竟能不能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如果能，谁将是中国的英特尔？
据报道，中国现有500多家芯片公司。目前仍有不少投资者和电子公司希望能从中发现摇钱树。而美国半导体供应商照例在这些公司中寻找潜在并购目标，以希望能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但华登国际董事长Tan对此表示怀疑。“中国国内的芯片公司现在应该不到500家，有可能就300家”，“它们都是一些非常小的设计室，销售额只有1百万美元到1千万美元。大多数芯片公司开发的产品完全一样，并且通常由政府扶助。
珠海炬力(ActionsSemiconductor)、中星微(Vimicro)、展讯通信(SpreadtrumCommunications）都是由中国留学生创立和运作的第一代中国半导体公司。
这就导致了这样的议题----除非有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地公司冲出中国并能和海外竞争对手们抗衡，中国电子产业才算真正成熟。Pericom Semiconductor总裁兼CEO AlexHui表示，他在中国的大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公司--如中国移动和华为身上看到了一些苗头，这些公司逐渐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定份量。但他同时表示，“我们仍然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
填补当前和未来中国电子产业之间差距的是第二代中国芯片公司：Pericom Semiconductor、Telegent Systems（泰景科技）、Monolithic PowerSystems（芯源）、Legend Silicon（凌讯科技）等公司。
但是这些半导体公司的总部都设在美国硅谷而不是设在中国。
这些公司有很多共同点，它们大多数由精英类中国CEO（生于中国，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管理，他们对中国市场分析透彻，并且借助他们在中国的资源筹集到了资金。
但是最重要的它们在硅谷和中国同时营业。
Tan 指出，第一代半导体公司的CEO们是直接归国，第二代芯片公司则是将公司总部设在硅谷同时又在中国设立众多研发处和销售处。
对凌讯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杨林而言，将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的好处很明显。“硅谷集中了世界一流的人才，发挥着总揽公司全局的作用。
凌讯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的无晶圆芯片公司，该公司自主原创的时域同步正交频分复(TDS-OFDM) 技术为中国地面接收数字广播电视标准所采用。
凌讯的CEO 董宏则在中国（该公司和清华大学有密切合作）和弗里蒙特之间穿梭，而杨则大部分时间驻守硅谷。
当杨谈及硅谷的‘顶尖人才\’时，他提到了资深工程经理能理解产品最核心本质的能力。通常，在中国的管理人员更贴近当地市场，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但是这也不是必然的。本地的中国工程师通常缺少通过分析问题来定义所需求的产品的经验。
Pericom的Hui同意这一看法，“中国工程师的基础知识很牢，但还需要积累更多经验和进一步历练。
Pericom公司推出了多款用于电脑、消费及通信产品的接口芯片。该公司在台北、四川、香港和上海都设有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团队，负责开发‘（产品）架构\’和‘产品定位\’。
第二代中国芯片公司的全球化梦想
Telegent Systems 总裁兼CEO 云维杰强调了这一点：“从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目标就是将Telegent Systems 打造成全球公司”。
Telegent成立于2004年，在全球设有6个办事处。该公司推动的移动电视单芯片解决方案，可以接收模拟和数字广播信号。
“中国对我们公司的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云维杰表示，“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而是因为它是最灵活的市场”。
美国电信运营商为他们的手机定义功能时通常非常保守；而中国运营商们则更乐意偿试，这使得中国本地的手机制造商和分销商更加富有进取心和乐于创新。
例如，去年在中国推出了采用Telegent模拟电视调谐器的首款移动电视，在之后两个月，非洲市场上就出现了具有同样功能的同款产品。云维杰总结认为，中国供应商可以将其产品推广到全球各个偏远角落，令人佩服。
在Telegent成立很久之前，Pericom就已经为总部设在硅谷的中国公司开僻了一条通过与中国OEM结盟来立足中国和国际市场的成功之路。Pericom于1990年成立，1997年上市。在知道Pericom的芯片为思科的第二来源后，中国华为的工程师们开始在华为的网络设备中采用Pericom的芯片，而Pericom在与华为的合作中赚了很多钱。
从1997年到2000年，Pericom的复合年度增长率为34%，这要感谢中国电信客户，如华为和中兴。Pericom在亚洲的出现也有助于其和电脑OEM，如Dell、HP/Compaq和IBM建立伙伴关系--“PC产业链覆盖全球”。
中国的本土人才
通常，第二代中国芯片供应商对中国电子产业工程设计环境的薄弱环节和优势有透彻研究，一致的观点，是，“来中国不是为了廉价劳动力，而是为了吸收人才，以更贴近和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Pericom 的Hui表示，“中国已不再是血汗工厂”。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中国和硅谷在数字设计领域的技术差距‘大大缩小\’，Telegent的云维杰表示，“但在RF设计领域，硅谷仍处于领先水平”。
像凌讯就在中国清华大学招聘工程人员，凌讯的高层领导(董和杨)就毕业于清华大学。杨林目前仍在清华大学挂有教授头衔。
那为什么他们不选择先在中国成立公司呢？杨林对此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在Cadence公司积累的多年工作经验，我们就不能设计出最佳的数字电视芯片”。
事实上，凌讯的很多工程师就来自Cadence。在1990年代中期，Cadence设计服务小组的客户包括LG和三星，业务领域涉及数字TV、3G 和WiMax。如果没有这一背景，凌讯和其清华团队就不可能起草中国地面数字标准。
“技术开发中最难的部分仍在美国完成”。但最重要的是在杨林在Cadence的工作经历教会凌讯团队如何展开“可测性的设计”和“可生产的设计”。
在中国数字电视标准开发过程中，清华小组和凌讯联合，采用多载波的TDS-OFDM技术；而清华的竞争对手交通大学为采用单载波残留边带系统的ADTB-T技术。
这两所大学的技术在理论都可行。但是理论是一回事，“将理论进行仿真、执行和测试又是另外一回事”，杨林表示，“如果没有在美国呆上这么多年，我们不可能完成我们的使命。清华大学/凌讯严格的标准开发过程最终迫使交通大学效仿。
当然，成本仍然是主要因素。凌讯表示在中国支出的开发设计成本只有在美国支出的25%。曾在凌讯短期担任过CEO的Ralph Schmitt表示，“在中国，你可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扩大公司规模。
云维杰承认，中国富余的廉价工程师们使得Telegent“可以更轻松地进行更多实验”。
云维杰记得在中国有一次被邀请和8家芯片公司的CEO聚餐。在他们自我简介之后发现，这8家公司中居然有2家公司开发的是一模一样的LCD驱动器：很多运作很成功的中国本土公司开发的是一模一样的产品。云维杰表示Telegent的独到之处在于：“通过将公司总部设在硅谷，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开发亚洲工程师们所开发不了的产品”。
两地周旋？
第二代中国芯片供应商们承认，当他们以中国人的身份踏入中国时很明显会享受到种种好处。
“如果Marvell Technology或BroADCom来中国，他们会被视作‘美国公司\’”。但是当Telegent在中国拓展业务时，则情况就变成，我们的中国客户会这样跟我们讲，‘哦，你们和我们是一伙的\’。
很多在硅谷的中国管理人员不愿意回国，除开生意场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很多个人的原因。Monolithic Power Systems(MPS) CEO Ze-Qiang Yao表示，在两种文化之间来回周旋，不是件好受的事。
Yao生于中国，在澳大利亚上学，在移居硅谷之前曾在HHNEC（华宏NEC）工作了多年。当在Cupertino买房和小孩出生后，Yao表示，不敢想像再举家迁往中国。在美国呆在这么多年之后，“你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但同时你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
关于如何重新适应国内环境，云维杰有一个建议：“如果你认为自己很特别，那么你会很难习惯归国后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当作普通人，那么情况就会好很多”。
而留在硅谷工作的中国工程师们在分析他们回国的同伴时更加直言不讳。
北美中国半导体协会 (NACSA)主席Bo Jin指出中国工程师们通常缺少耐心：“他们太聪明了，他们会选捷径，他们更注重眼前的利益。”中国社会趋向于将成功的企业家偶像化，但这是没有帮助的，“这会误导很大一批年青人”。
MPS的Yao也表示在中国国内的工程师们缺少主动意识。“他们很吵，很粗鲁。中国人习惯讲他们被人歧视，事实上在中国国内就有很多歧视存在”。
投资前景
随着投资热的减退，最近的金融危机也带来不少麻烦。“交易周期越来越长，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Tsang表示他要处理投资在中国的高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的70笔尚在雏形中未结束的交易（总价值50亿美元）。
第二代中国芯片公司的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新股上市）计划也将随之搁浅，凌讯不久前聘请Schmitt为CEO，希望他能帮助公司完成新股上市。
但随着芯片公司估价的下滑，凌讯不大可能在近期内上市。Schmitt已于10月末辞去凌讯CEO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