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成本上升:线路板工厂开始撤离珠三角
今年初，来自湖北的老板段卫华，把他原来位于深圳宝安西乡的线路板工厂搬到了武汉。
他深圳的那家工厂其实才投产6年，租用的是一座共5层楼的居委会的集体厂房，多数时候工厂有500名工人。每年的营业收入超过一亿元。像段卫华这种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在深圳有很多，它们目前共同面临市场萎缩以及原材料价格提高、人力成本上升等压力，如果是外贸企业，利润还会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
环球市场(GMC)营销总监魏涛告诉记者，总体来看，目前外迁的情况是多了一些。但更多的是，企业老板不约而同地想着搬迁的问题，只是像段卫华这样最终行动的，则还需要决心。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首席经济师邱丽萍称，“现在港资企业主都反映，(维持经营)很辛苦，营商环境恶劣。内地经营成本越来越高，请人困难，比2008年更恶劣。2008年的时候业绩下跌得快，但恢复也比较快。但现在，不知道不好的时期什么时候到头。”
相对而言，最让段卫华受不了的却是工人队伍的稳定性太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结构性的工荒长期存在，这使得段发现招人不仅越来越 贵，留住他们也越来越难。
经过一番思考，段卫华决定把工厂迁到老家湖北省武汉市。他说，深圳物价太高，老板们都很难买得起房，更何况是工人，这让工人对深圳没有归属感，也是工人流动性大的重要原因。而把工厂搬到湖北，将更多地招收湖北本地的男女青年，不仅人力成本相对较低，对稳定员工也有帮助。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工人的意识、政府的效率、市场的配套都和珠三角大不相同。
在段卫华看来，从长远来看，搬离珠三角是正确的。“现在很难确定这么做值不值”。
香港工业总会今年5月对会员中的珠三角港资企业进行调查显示，有15%表示会搬迁到外省和中西部地区，到东南亚或其他地方约占一成。
魏涛认为，沿海城市人力成本的上升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放在2005-2007年间，人力成本上升一些对企业来说，压力不算大。但在目前形势下，人力成本上升会严重吞噬企业利润，使得企业难以生存。
这是因为现在企业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和5年前已经完全不同。魏涛举例说，以前第一季度往往是圣诞礼品订单集中确定的时候，但今年一季度的圣诞订单出现了严重下滑，有些品类的订单甚至出现50%的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忍受成本递增。
中小企业必须考虑开源节流，但原材料成本他们影响不了，管理成本也几无压缩空间，中小老板们只能去降低人力开支。那就只能到人力成本较低的内地或国外。
邱丽萍说，工厂外迁的情况要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规模较大的、有实力的工厂。这部分企业可能会积极地去国外考察，考虑分散投资，这类企业也通常是人工密集、产业链短的。第二类是占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他们担忧的是怎样找客户订单，而外迁不是“搬迁”，它涉及到工人的处理、资本筹集、工厂配套等。“现在中小型企业吃了上顿愁下顿，怎么考虑搬迁？所以持观望态度的居多。”
事实上，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珠三角台商就曾有过一股迁往东南亚的潮流，但是不久后又纷纷迁回来。前不久，深圳台商协会会长张周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深圳台商目前也有强烈的外迁冲动，但由于上述风险，且担心错过未来几年国内市场的暴增，大多数选择了坚守。
多数企业即便把工厂外迁，也不会真正离开珠三角等沿海城市。例如段卫华，虽然工厂搬去湖北，但他的手机号码还是深圳的，人也经常在深圳活动。
魏涛说，很多企业的外迁，一般先是在外地开分厂，或者将一部分工厂转移，深圳会慢慢被当作一个人才培养、仓储物流等方面的地方。
“外迁的企业是出于分散生产基地的目的，将一两条生产线先分出去。由于他们的原材料采购还是需要依赖珠三角，产品出口也需要方便的交通和配套，所以这些企业多迁移到珠三角周边，例如广东东西两翼、湖南、江西这些地区。”邱丽萍表示。
他深圳的那家工厂其实才投产6年，租用的是一座共5层楼的居委会的集体厂房，多数时候工厂有500名工人。每年的营业收入超过一亿元。像段卫华这种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在深圳有很多，它们目前共同面临市场萎缩以及原材料价格提高、人力成本上升等压力，如果是外贸企业，利润还会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
环球市场(GMC)营销总监魏涛告诉记者，总体来看，目前外迁的情况是多了一些。但更多的是，企业老板不约而同地想着搬迁的问题，只是像段卫华这样最终行动的，则还需要决心。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首席经济师邱丽萍称，“现在港资企业主都反映，(维持经营)很辛苦，营商环境恶劣。内地经营成本越来越高，请人困难，比2008年更恶劣。2008年的时候业绩下跌得快，但恢复也比较快。但现在，不知道不好的时期什么时候到头。”
相对而言，最让段卫华受不了的却是工人队伍的稳定性太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结构性的工荒长期存在，这使得段发现招人不仅越来越 贵，留住他们也越来越难。
经过一番思考，段卫华决定把工厂迁到老家湖北省武汉市。他说，深圳物价太高，老板们都很难买得起房，更何况是工人，这让工人对深圳没有归属感，也是工人流动性大的重要原因。而把工厂搬到湖北，将更多地招收湖北本地的男女青年，不仅人力成本相对较低，对稳定员工也有帮助。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工人的意识、政府的效率、市场的配套都和珠三角大不相同。
在段卫华看来，从长远来看，搬离珠三角是正确的。“现在很难确定这么做值不值”。
香港工业总会今年5月对会员中的珠三角港资企业进行调查显示，有15%表示会搬迁到外省和中西部地区，到东南亚或其他地方约占一成。
魏涛认为，沿海城市人力成本的上升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放在2005-2007年间，人力成本上升一些对企业来说，压力不算大。但在目前形势下，人力成本上升会严重吞噬企业利润，使得企业难以生存。
这是因为现在企业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和5年前已经完全不同。魏涛举例说，以前第一季度往往是圣诞礼品订单集中确定的时候，但今年一季度的圣诞订单出现了严重下滑，有些品类的订单甚至出现50%的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忍受成本递增。
中小企业必须考虑开源节流，但原材料成本他们影响不了，管理成本也几无压缩空间，中小老板们只能去降低人力开支。那就只能到人力成本较低的内地或国外。
邱丽萍说，工厂外迁的情况要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规模较大的、有实力的工厂。这部分企业可能会积极地去国外考察，考虑分散投资，这类企业也通常是人工密集、产业链短的。第二类是占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他们担忧的是怎样找客户订单，而外迁不是“搬迁”，它涉及到工人的处理、资本筹集、工厂配套等。“现在中小型企业吃了上顿愁下顿，怎么考虑搬迁？所以持观望态度的居多。”
事实上，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珠三角台商就曾有过一股迁往东南亚的潮流，但是不久后又纷纷迁回来。前不久，深圳台商协会会长张周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深圳台商目前也有强烈的外迁冲动，但由于上述风险，且担心错过未来几年国内市场的暴增，大多数选择了坚守。
多数企业即便把工厂外迁，也不会真正离开珠三角等沿海城市。例如段卫华，虽然工厂搬去湖北，但他的手机号码还是深圳的，人也经常在深圳活动。
魏涛说，很多企业的外迁，一般先是在外地开分厂，或者将一部分工厂转移，深圳会慢慢被当作一个人才培养、仓储物流等方面的地方。
“外迁的企业是出于分散生产基地的目的，将一两条生产线先分出去。由于他们的原材料采购还是需要依赖珠三角，产品出口也需要方便的交通和配套，所以这些企业多迁移到珠三角周边，例如广东东西两翼、湖南、江西这些地区。”邱丽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