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一流的竞争性企业？

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一流的竞争性企业？

     (华强电子世界网讯)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国家基本的财富创造单位。只有企业能有效地创造财富，整个社会的财富生产才能源源不断。企业的质量，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质量；企业的竞争力，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竞争能力。尤其是制造业等竞争性行业中企业的竞争能力，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因为企业必须在开放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与世界一流企业竞争。美国经济的崛起和称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兴起有关，如汽车、计算机、石化、IT领域，都有一批人们耳熟能详的世界知名公司；甚至连几个欧洲的小国家，如瑞典、芬兰，人们也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几个世界一流企业。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单个公司的赢利能力并不是很强。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美国、英国，和欧盟接近，远高于日本，但总的来讲，赢利水平让人底气不足。另外，很多赢利性企业属于基础性、垄断性的行业，如基础设施、电信、石油开采等，而在竞争性行业里，公司的收入大都很低，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企业？与美欧日等国相比，国内数不出几个世界一流的制造型企业！例如海尔，它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家电企业，但关键零部件都是由国外生产的，而核心部件正是价值链中最赚钱的部分，海尔走的是一条很辛苦的道路，产量大而利润薄。
    
    　　改革开放迄今已经20多年了，我们的确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竞争性行业里没有好的企业？这里，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来分析。
    
    　　第一个因素：历史原因。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越长，社会方面的要素禀赋（resource endowment）就越丰富，人们所说的四种重要资本如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存量就越多。而资本存量多了，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发展水平就会更高一些。但也不尽然，比如存在所谓的“后发优势”，即后来者用比较低的成本把人家的东西“进口”过来和“拷贝”过来，包括制度、知识、技术、物质资本等，因为很多因素的再生产成本更低一些，可以用更少的代价，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多的成果、更大的进步。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国家。
    
    　　诚然，我国没有好的竞争性企业与我国改革开放时间短有关，我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
    
    　　但这并不是最主要原因。在我看来，最主要原因即第二个因素是已有的制度安排尚未形成最佳的企业发展环境。例如国企三年改革，我的基本评价是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政商不分的问题甚至比以前更严重，这对企业的运作会产生很大的扭曲，如政治导向。很多企业家是“一个半”眼睛看政府，“半”个眼睛看市场。由此造成的最大问题是：经理人市场不能得到充分的发育，经理人所专有的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形成最佳的培养企业家的环境，没有形成最佳的使企业家脱颖而出的环境。
    
    　　除了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政商不分问题外，民营企业则面临着公司管理家族化的问题。我们讲家族企业在东方很发达，其实美国也有家族企业，但美国一些家族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家族企业，经营都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了。但在国内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一种飞跃。
    
    　　由于没有提供比较好的产权保护机制，没有良好的法制秩序，个人保护私人资产的成本太高。如果家族企业的拥有者让外来人管理企业，在经营者胡来的情况下，是无法利用低成本的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利益的，所以就只好用家里人。因此，民营企业采用家族管理的方式存在着合理性。
    
    　　美国一位管理学家小钱德勒教授在《管理革命》一书中指出，职业经理阶层的发展，导致公司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发展，使很多著名的美国家族企业蜕变为现代企业，变成能够广纳现代管理人才、集中社会最优秀企业家的优秀公司，实现了企业管理与发展机制的飞跃。
    
    　　我们前一段时间去浙江调研，发现当地的民营企业也面临着家族管理这样的发展瓶颈问题。
    
    　　要消除民营企业发展的这种瓶颈，一方面，作为控股家族，要转变理念，在企业内部的制度创新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社会要推动相关的制度建设，要促使更多的能够善用资源的职业经理人出现，形成比较好的机制。对职业经理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防止他们滥用资源，另一方面要保证他们善用资源。为此要大力推进相关的制度建设。惩罚只解决如何不毁坏已有的蛋糕问题，正向的激励旨在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对控股的家族企业和其他任何企业来讲，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大，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我们不是一直强调投资者保护吗？善用资源就是对投资者最好的保护。仅仅防止滥用是不够的，要让他们做出最大的努力去创造价值和财富，要让创造价值和财富最多的人也能获得最多的个人报酬，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利益相容。
    
    　　就我国来看，职业经理人的发育至少要有三个方面因素的支持：一是培育机制，不仅工商管理教育要和国际接轨，还要有“从干中学”的良好市场环境，避免市场扭曲导致经理人个人资源配置的扭曲。二是利益机制，控股股东要有利益共享的理念和操作机制。虽然我国公共的法律实施机制还不是很完善，但通过努力，还是可以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私人机制的，如通过经理人持股、设计和实施合理的报酬结构合约等等来实现。现在很多企业领导人的“太上皇”意识太浓，这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即是社会分工体系不断扩展的过程，经理人只有通过新的分工获得新的净收益，才会积极参与这一分工，这是非常明显的经济道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一批“以资源最优配置为天职”的企业家。在美国的底特律等地区，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企业家通常被认为是个人自我实现的最好典型，因为他们解决了大量的社会就业问题，培养了很多的职业经理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也要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宏大的胸怀。否则，只能“螺蛳壳里做道场”，难成大器。
    
    　　第三个因素是我国的金融机制，包括投融资机制都存在着很明显的问题，这与第二点紧密相联。在我们目前的制度安排下，不是促使企业最大限度为社会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政策去寻租，即追逐所谓的“管制租”。前一段时间香港讲民营企业“第一桶金”的问题，很多人讲不清，因为很多人是通过不合法的寻租和非规范方式发展起来的。由于没有一种依靠规范运作做强做大的机制，没有最佳的激励机制，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逆向选择：乱来的人先富起来，脱颖而出；规矩的人，可能搞不定方方面面，没等到做大，就先被淘汰掉了。这样就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大家不是去培养核心专长和发展技术优势，而是更多地去搞旁门左道，整天应酬，投机钻营，“马屁文化”盛行。没有健康的商业文化，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缺乏对企业长远发展的承诺。非企业部门也是如此。
    
    　　在法律层面上也未能形成一套良好的机制，以保证公司的管理人员善用资源。《公司法》规定高管、董事会人员由于自身主观错误对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如何赔偿，谁来要求他们进行赔偿，在法律程序方面语焉不详，难以操作。有些管理者觉得反正公司不是我的，就挖空心思地去“掏空”公司，把公司的钱变成自己口袋里的钱，甚至出逃到国外，却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惩罚。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保护投资者、债权人的成本太高，面对“强盗”似的资本掠夺束手无策，无法追究责任，这对经济发展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所造成的结果不是促使大家把公司做大做好，而是自己如何去捞钱。“捞”的行为模式非常盛行，必然以牺牲公司发展为代价。很多公司过去有成功的故事，但时间不长，都被掏空掉了。有些企业家曾经是全国劳模，当时也许的确卖力地干了一阵子。
    
    　　这里面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在激励制度方面没有合法的制度安排，让对企业贡献最大的人能合理地分享公司长期发展的收益。这即是“58岁现象”甚至58岁提前的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对滥用资源的人进行制裁的制度。这两个原因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与此有关的是国企的管理机制非常糟糕，现在有很多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很多人监守自盗，又没有一种考核机制来促使他保值增值，通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大化地实现自己收益，没有建立这样一种利益相容的机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一些国有上市公司，也没有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因为这与个人收益没关系。关键问题出在制度安排上，应当实施一种制度，可以让经营者通过保值增值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收益。一些国企的经营者甚至不是在做企业而是在搞政治，把经营企业当作仕途的敲门砖，捞取个人的好处。整个运作机制的扭曲，在国家组织运转层面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之所以能长久地坐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不是业绩好，而是与哪个领导关系好，这导致公司管理资源配置和公司激励机制的扭曲。
    
    　　很多投资是政府主导的，包括对政绩的考核也是看增长，不管效率，到处都有招商活动，到处都是“投资饥渴症”。投资后不管效益好不好，因为不是自己的钱，而且据此考核政绩，没有善用资源的冲动，只是投资冲动，几乎每个行业都出现过过度投资。过度投资的后果是什么？一方面产生大量的浪费，整个社会的资本报酬率很低。另一方面，条块分割强化了包括税收制度在内的地方利益。强化了地方利益，就不可能像国外那样有一个标准“∽”形的产业发展曲线（企业在产业导入期开始发展，先后经历成长、成熟、饱和期；新企业起初大量出现，在市场稳定、成熟后再大量收购兼并，使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不断优化）。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规范的过程，很多企业是“劣而不汰”，预算约束软化。这些年还有“呆坏账冲销”额度。这是一种后果非常恶劣的做法：一方面不去追究投资决策失误的个人责任；另一方面，又将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