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缺少希腊精神
(华强电子世界网讯) 日本和田大学教授岸田秀，不久前在日本《追求》杂志发表文章《“绝对正义”的荒谬》，指出在美国的历史中，由于曾经有过“通过暴力建国”——即一边屠杀印第安人一边建国的精神创伤，美国人实际上集体无意识地患有“正义病”，这种“强迫性人格障碍”使美国人容易把世界想象成“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并通过不断制造敌人、“将敌人赶尽杀绝”的重复体验，来缓解自身的精神紧张。
岸田秀先生的说法值得人们仔细体味。笔者阅读美国历史梳理美国文化传统时，也曾有过相同的感受，提出过类似的看法。“正义”一词常挂于口的美国因为其历史传统上的痼疾，可能实际上也会陷入“邪恶”吗？大概不会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我所尊敬的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日前在一场对上海大学生的演讲中，就直言不讳地谈到，美国人的诚信和道德自律都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方，如果要他来选择，他宁愿还是生活在美国。美利坚民族具有高度道德水准的说法，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多年的阅读思考经历告诉我，这里面的确有真实的成分，不可以一味否定。然而，事情其实还有另外一面。
有人说是执著的宗教热忱、对“上帝”的虔信，铸就了美国人讲信用、重责任、厚秩序的优良品质。这话没什么大错。可是，还是那个“上帝”，却也使美国人处理起国际关系时，形成了非此即彼、“搜歼敌人”的宗教性思维方式，并使美国从来不吝啬于暴力和滥杀异己者。一个“上帝”生产两种相反的道德后果，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问题应该去请教马修·阿诺德（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 1822－1888?——一位活跃于19世纪中叶前后、富有影响的英国绅士、文化论者，在他所著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ｒｃｈｙ）中，就曾经细致精密地分析过这种可能性。
阿诺德心目中的“上帝”是文化，在他看来，任何偏差都可归结为文化上的偏差，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在其它方面生出病状，那就没什么好奇怪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为人性体现的文化，才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偏离、并有助于人类生活的完美呢？阿诺德认为人类的文化精神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希伯来精神，一种是希腊精神。 前者深藏于宗教信仰中，注重行动，导向于“至高无上的责任感、自我克制和勤奋，得到了最亮的光就勇往直前的热忱”；后者掩映于理性追问中，热爱思想，是“对于随着人的发展而形成的、新的变化着的思想组合的敏感，欲彻底弄懂这些思想并作出完美调适的不可遏制的冲动”。如果细作分别，希腊精神最为重视的理念是如实看待事物之本相，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希伯来精神中最重要的则是行为和服从，主导观念则是严正的良知。“两大精神准绳，一个注重智慧，另一个注重顺服；一个强调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的职责的由来根据，另一个则力主勤勉地履行职责；一个慎之又慎，确保不将黑暗当成了光（这又是威尔逊主教的话），另一个则是看到大的亮光就奋力向前。”
阿诺德区分人类文化精神的两个维度的用意，是要说明思想与行动的和谐统一、相互协调，人类文化才为健全，人类生活才为完美，反之，突出某一方面而淡化另一方面，都会使人类生活充满缺陷。以此为线索，公元1世纪前后基督教出现后的希腊精神的没落、希伯来精神的过度兴盛，是人类文化发展不健全的一个表现，后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也才因此产生；而15世纪文艺复兴后希腊精神的复活，又使欧洲人重新恢复了理智的健康，欧洲文化才从偏执和蒙昧中得以解脱。
阿诺德的文化研究很适用于分析当下的美国。作为一个以清教徒为主宰建立起来的国度，美国深受新教伦理的影响，有着深厚的希伯来精神底蕴。还是一百年前的阿诺德看得清楚：“英国非利士人最强壮、最活跃的部分是奉行清教和希伯来精神的中产阶级，正是这种希伯来化的倾向使他们离开了文化和全面的发展。同样，人人知道美国人来自英国中产阶级，他们将后者的偏颇也搬到美国去了，只会十分狭隘地看待人的精神领域和那不可少的一件事……我指的是，当美国人的精神振奋起来、付诸行动时，他们唤起的一般只是宗教那一面，而且还是狭隘意义上的宗教。社会改革者到摩西或圣保罗那里找教义，他们根本不知道还能从其他地方得到指引。”
就像托克维尔以及不少对美国历史深有研究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在美国，“知识分子”多半是一个贬义词。美国社会对从事思想创造的人并不是很尊重，这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因为希伯来特性在美利坚民族身上是如此鲜明，而同时希腊精神往往抑而不彰。我们应该说，美利坚民族不是一个特别善于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民族，它倾向于简单化地去看待和处理包含着复杂性的现实问题，习惯以片面化的道德宗教戒律作为判断问题的指南，而对完美与光明不屑一顾。这当然是危险的，危险就在于“自以为掌握了标准。至于这条标准究竟是什么，他的脑子里只有很粗糙的线条，但他已十分满足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从今以后只需干起来就行了。”美利坚民族的文化，从整体来说因此是有缺陷的，对“上帝”的忠诚造就了美国人的道德心，也驱动了美国人的犯罪欲。
“有热忱和慰勉的宗教仍不免会走火入魔；有坦诚和良知的宗教也仍可能失之平庸。”宗教精神只是人类文化精神的一个部分，当这一部分被视作为必不可少，人性的这一个方面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人性全面和谐发展的要求被置于一旁时，苦难便在无知中诞生了。四百年前美洲大陆的近300万印第安人，被屠杀到今天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便是这种苦难的一个沉重注脚。当然，我们同时还要意识到，美国的病症并不只是美国的，它是世界所有过于注重宗教情感的人群的通病。幸运的是，注重世俗情感的东亚国家以及曾经深受宗教偏执情绪支配的欧洲，都不在此列或者已经走出这个行列之外。
（作者系国际政治学者，近著有《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
岸田秀先生的说法值得人们仔细体味。笔者阅读美国历史梳理美国文化传统时，也曾有过相同的感受，提出过类似的看法。“正义”一词常挂于口的美国因为其历史传统上的痼疾，可能实际上也会陷入“邪恶”吗？大概不会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我所尊敬的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日前在一场对上海大学生的演讲中，就直言不讳地谈到，美国人的诚信和道德自律都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方，如果要他来选择，他宁愿还是生活在美国。美利坚民族具有高度道德水准的说法，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多年的阅读思考经历告诉我，这里面的确有真实的成分，不可以一味否定。然而，事情其实还有另外一面。
有人说是执著的宗教热忱、对“上帝”的虔信，铸就了美国人讲信用、重责任、厚秩序的优良品质。这话没什么大错。可是，还是那个“上帝”，却也使美国人处理起国际关系时，形成了非此即彼、“搜歼敌人”的宗教性思维方式，并使美国从来不吝啬于暴力和滥杀异己者。一个“上帝”生产两种相反的道德后果，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问题应该去请教马修·阿诺德（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 1822－1888?——一位活跃于19世纪中叶前后、富有影响的英国绅士、文化论者，在他所著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ｒｃｈｙ）中，就曾经细致精密地分析过这种可能性。
阿诺德心目中的“上帝”是文化，在他看来，任何偏差都可归结为文化上的偏差，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在其它方面生出病状，那就没什么好奇怪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为人性体现的文化，才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偏离、并有助于人类生活的完美呢？阿诺德认为人类的文化精神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希伯来精神，一种是希腊精神。 前者深藏于宗教信仰中，注重行动，导向于“至高无上的责任感、自我克制和勤奋，得到了最亮的光就勇往直前的热忱”；后者掩映于理性追问中，热爱思想，是“对于随着人的发展而形成的、新的变化着的思想组合的敏感，欲彻底弄懂这些思想并作出完美调适的不可遏制的冲动”。如果细作分别，希腊精神最为重视的理念是如实看待事物之本相，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希伯来精神中最重要的则是行为和服从，主导观念则是严正的良知。“两大精神准绳，一个注重智慧，另一个注重顺服；一个强调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的职责的由来根据，另一个则力主勤勉地履行职责；一个慎之又慎，确保不将黑暗当成了光（这又是威尔逊主教的话），另一个则是看到大的亮光就奋力向前。”
阿诺德区分人类文化精神的两个维度的用意，是要说明思想与行动的和谐统一、相互协调，人类文化才为健全，人类生活才为完美，反之，突出某一方面而淡化另一方面，都会使人类生活充满缺陷。以此为线索，公元1世纪前后基督教出现后的希腊精神的没落、希伯来精神的过度兴盛，是人类文化发展不健全的一个表现，后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也才因此产生；而15世纪文艺复兴后希腊精神的复活，又使欧洲人重新恢复了理智的健康，欧洲文化才从偏执和蒙昧中得以解脱。
阿诺德的文化研究很适用于分析当下的美国。作为一个以清教徒为主宰建立起来的国度，美国深受新教伦理的影响，有着深厚的希伯来精神底蕴。还是一百年前的阿诺德看得清楚：“英国非利士人最强壮、最活跃的部分是奉行清教和希伯来精神的中产阶级，正是这种希伯来化的倾向使他们离开了文化和全面的发展。同样，人人知道美国人来自英国中产阶级，他们将后者的偏颇也搬到美国去了，只会十分狭隘地看待人的精神领域和那不可少的一件事……我指的是，当美国人的精神振奋起来、付诸行动时，他们唤起的一般只是宗教那一面，而且还是狭隘意义上的宗教。社会改革者到摩西或圣保罗那里找教义，他们根本不知道还能从其他地方得到指引。”
就像托克维尔以及不少对美国历史深有研究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在美国，“知识分子”多半是一个贬义词。美国社会对从事思想创造的人并不是很尊重，这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因为希伯来特性在美利坚民族身上是如此鲜明，而同时希腊精神往往抑而不彰。我们应该说，美利坚民族不是一个特别善于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民族，它倾向于简单化地去看待和处理包含着复杂性的现实问题，习惯以片面化的道德宗教戒律作为判断问题的指南，而对完美与光明不屑一顾。这当然是危险的，危险就在于“自以为掌握了标准。至于这条标准究竟是什么，他的脑子里只有很粗糙的线条，但他已十分满足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从今以后只需干起来就行了。”美利坚民族的文化，从整体来说因此是有缺陷的，对“上帝”的忠诚造就了美国人的道德心，也驱动了美国人的犯罪欲。
“有热忱和慰勉的宗教仍不免会走火入魔；有坦诚和良知的宗教也仍可能失之平庸。”宗教精神只是人类文化精神的一个部分，当这一部分被视作为必不可少，人性的这一个方面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人性全面和谐发展的要求被置于一旁时，苦难便在无知中诞生了。四百年前美洲大陆的近300万印第安人，被屠杀到今天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便是这种苦难的一个沉重注脚。当然，我们同时还要意识到，美国的病症并不只是美国的，它是世界所有过于注重宗教情感的人群的通病。幸运的是，注重世俗情感的东亚国家以及曾经深受宗教偏执情绪支配的欧洲，都不在此列或者已经走出这个行列之外。
（作者系国际政治学者，近著有《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
(编辑 林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