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商业领袖多远？
(华强电子世界网讯) 同样是走在复兴道路上的两个古老国家，当我们以巨大的市场向世人炫耀时，印度人却是以勇敢进入他人的市场为荣。他们的行动对于我们应当是一种催促。
在通讯如此发达的现代世界，人们可以了解到任何一种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微小变化，如果你没有了解到一些东西，那是因为你自己根本就不想知道。10月11日，第二届亚洲商界领袖评选就在离我们很近的香港结束了，新加坡人、韩国人和印度人载誉而归，全亚洲300多位商界精英齐聚一堂，为这些新兴国家里涌现出来的商界奇才喝彩、送行。 ＣＮＢＣ全球直播了颁奖典礼的盛况。但是，在我们这边，静得出奇。
绝对不是对结果感到耿耿于怀、小肚鸡肠，更不同于我们常常见到的在体育比赛中栽赃裁判，但是作为此次评选活动惟一一位来自中国的评委，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确实对于整个评选感到一种遗憾。
“到了第二轮评选，就已经没有我们大陆的企业家参与其中了，可是，在整个过程中，你听吧，所有人谈论的都是中国经济。”
张维迎谈到自己的感受，说就好像赶去看一场以中国为背景的大戏，可是在台上表演的却没有中国的演员。
据张维迎教授介绍，这次评选活动从今年5月份就开始了，先期工作由欧洲商学院亚洲学院操作，向全亚洲的企业家发出了邀请。在第一轮回票中确认参与评选的一百多位企业家，中国大陆最具实力的企业家还有几位，甚至到了第二轮50多位入围者，仍然有两三位。但是最后交由评选委员会评选的20位入选者名单中，就已经不再有了。那些半截退出的大陆企业家并非全部是由于被淘汰才出局的，是他们自己不想玩了。
那么，我们的企业家们为什么突然就没了耐性呢？
张维迎教授的看法是，首先是他们掌握不了国际工商界的通用语言——英语。这使得他们感到心里发怵。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集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位置越来越重要，中国的企业家理所当然地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邀请。但是你仔细看看就可以发现，不论评选还是论坛，只要举办地在中国国内，中国的企业家从来都非常踊跃，如果在国外举办的话，那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因为不懂英语，他们出去以后就不懂得怎样跟别人交流。有些人可能勉强可以用英语发表演讲，但是却无法回答台下的提问。
亚洲商界领袖评选第二轮入选的企业家们要填写一份有37个问题的英文问卷，这些问题不仅包括企业家如何处理企业内部问题，也包括如何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如何参与社区活动等等，回答这些问题能够反映企业家的个人品质与思考能力。这对我们的企业家来说是个难题，而且，这些问题不大可能交由秘书处理。
当类似的活动在国内举办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很容易找到一种好的感觉，出来进去前呼后拥，媒体当然更不缺乏热情，甚至大小官员们也尽可能地给足面子。但是在国外，越是规模大，越是盛况空前，他们越可能感到冷清，一些精心准备的演讲可能只有很少的一些人来听，这让我们的企业家们很不舒服。一些人回来之后抱怨说，这种活动根本没什么用，如果是在国内，至少还有点广告效应。
基于这些认识，张维迎看到中国企业家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不止存在于企业之间——曾经有一家中国企业，他们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提交的公司数据甚至完全不同——更存在于我们的企业家个人的内心深处。尽管“国际化”现在是一个在企业家群当中最时髦的词汇，但是在这个群体当中真正具备全球视角和观念、具备实力和素质的人却依然是凤毛麟角。说到底，我们有很多高喊“国际化”的企业家其实骨子里还是内向型人格，是坐在家里国际化。还有我们的媒体，差不多也都是内向型的。
“我们喜欢玩麻将，可是全世界通行打桥牌，如果我们坚持玩麻将，那肯定和别人坐不到一起。”张维迎说。
有两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企业家深思。其一是，你是否愿意了解那些国际通行的行为标准，并且为了达到这些标准而努力？是否认同“领袖促进增长”这样的理念？这里所谓的增长并非仅指企业自身的增长，还包括企业对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其二，检视自己的内心，是否惧怕那些有别于我们日常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的通行的国际准则？
“要参与才有发言权，但是我害怕我们的企业家因为担心没有发言权，所以根本就不参与。”张维迎说。
应当说中国从来没有轻视过印度，对于这个曾经将佛教文明传授给中国，并且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和中国有着最相类似命运的国家，我们经常能够产生莫名的尊重。国家如此，人民之间也如是。
但是，当我们不断地放大自己的成就，全力模仿世界先进文明的时候，我们的确没有过多地同印度进行过比较，尽管我们知道它和我们一样在慢慢地苏醒。
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或忽略的是，在很多方面，人家醒得更快。
“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和印度？”张维迎听到有记者向ＧＥ的总裁提出这样的问题时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可能加重了教授心里的那种遗憾。因为，在这次评选当中，类似的提问已经出现过不少回了。
“有关亚洲经济的问题，几乎总是这样把两个国家一起提出来的。但是在有关企业家个人的问题方面，印度往往成为焦点。”
以张维迎教授的眼光观察，在中国内地有不少公司好于印度，但在国际化的参与程度方面，我们已经输给了印度。
在最后的20人名单当中，来自印度的商界奇才占了三分之一。最终的四项年度大奖有两项归于印度人名下，Ｔａｔａ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公司的ＣＥＯ－Ｓ．Ｒａｍａｄｏｒａｉ更是摘走了“年度亚洲商业领袖”的大奖。而这位Ｒａｍａｄｏｒａｉ先生所领导的公司正在积极地进入中国市场，其本人也成为山东省的信息技术顾问，这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第一次授予印度人此项殊荣。
先前在国内，就连中国企业界的人士也认为，如果印度有值得称道的公司领袖的话，那一定出自其软件行业。而在颁奖之前，不但很少有人认识这位做管理咨询的印度先生，甚至根本没有朝这个行业上想过，我们原以为只有发达国家的公司才有资格赚到这个行业的钱。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印度的了解是多么的欠缺。
同样是走在复兴道路上的两个古老国家，当我们以巨大的市场向世人炫耀时，印度人却是以勇敢进入他人的市场为荣。他们的行动对于我们应当是一种催促。
在评选会上，张维迎在和别人的交流过程中，总能够感到中国经济对于整个亚洲的影响，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可能是带动全球经济重新回升的惟一动力。无论这种判断是否会成为现实，至少，在亚洲，这种说法基本上已经成了众望所归的希望，人们期待着中国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并且把自己的发展与中国紧紧相连。“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更是应当积极参与，脚踏实地，保有声音。”
张维迎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亚洲将占据主导地位，而我们的企业家也应当站在他们应该占据的位置上。
在通讯如此发达的现代世界，人们可以了解到任何一种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微小变化，如果你没有了解到一些东西，那是因为你自己根本就不想知道。10月11日，第二届亚洲商界领袖评选就在离我们很近的香港结束了，新加坡人、韩国人和印度人载誉而归，全亚洲300多位商界精英齐聚一堂，为这些新兴国家里涌现出来的商界奇才喝彩、送行。 ＣＮＢＣ全球直播了颁奖典礼的盛况。但是，在我们这边，静得出奇。
绝对不是对结果感到耿耿于怀、小肚鸡肠，更不同于我们常常见到的在体育比赛中栽赃裁判，但是作为此次评选活动惟一一位来自中国的评委，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确实对于整个评选感到一种遗憾。
“到了第二轮评选，就已经没有我们大陆的企业家参与其中了，可是，在整个过程中，你听吧，所有人谈论的都是中国经济。”
张维迎谈到自己的感受，说就好像赶去看一场以中国为背景的大戏，可是在台上表演的却没有中国的演员。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企业家
据张维迎教授介绍，这次评选活动从今年5月份就开始了，先期工作由欧洲商学院亚洲学院操作，向全亚洲的企业家发出了邀请。在第一轮回票中确认参与评选的一百多位企业家，中国大陆最具实力的企业家还有几位，甚至到了第二轮50多位入围者，仍然有两三位。但是最后交由评选委员会评选的20位入选者名单中，就已经不再有了。那些半截退出的大陆企业家并非全部是由于被淘汰才出局的，是他们自己不想玩了。
那么，我们的企业家们为什么突然就没了耐性呢？
张维迎教授的看法是，首先是他们掌握不了国际工商界的通用语言——英语。这使得他们感到心里发怵。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集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位置越来越重要，中国的企业家理所当然地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邀请。但是你仔细看看就可以发现，不论评选还是论坛，只要举办地在中国国内，中国的企业家从来都非常踊跃，如果在国外举办的话，那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因为不懂英语，他们出去以后就不懂得怎样跟别人交流。有些人可能勉强可以用英语发表演讲，但是却无法回答台下的提问。
亚洲商界领袖评选第二轮入选的企业家们要填写一份有37个问题的英文问卷，这些问题不仅包括企业家如何处理企业内部问题，也包括如何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如何参与社区活动等等，回答这些问题能够反映企业家的个人品质与思考能力。这对我们的企业家来说是个难题，而且，这些问题不大可能交由秘书处理。
当类似的活动在国内举办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很容易找到一种好的感觉，出来进去前呼后拥，媒体当然更不缺乏热情，甚至大小官员们也尽可能地给足面子。但是在国外，越是规模大，越是盛况空前，他们越可能感到冷清，一些精心准备的演讲可能只有很少的一些人来听，这让我们的企业家们很不舒服。一些人回来之后抱怨说，这种活动根本没什么用，如果是在国内，至少还有点广告效应。
基于这些认识，张维迎看到中国企业家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不止存在于企业之间——曾经有一家中国企业，他们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提交的公司数据甚至完全不同——更存在于我们的企业家个人的内心深处。尽管“国际化”现在是一个在企业家群当中最时髦的词汇，但是在这个群体当中真正具备全球视角和观念、具备实力和素质的人却依然是凤毛麟角。说到底，我们有很多高喊“国际化”的企业家其实骨子里还是内向型人格，是坐在家里国际化。还有我们的媒体，差不多也都是内向型的。
“我们喜欢玩麻将，可是全世界通行打桥牌，如果我们坚持玩麻将，那肯定和别人坐不到一起。”张维迎说。
有两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企业家深思。其一是，你是否愿意了解那些国际通行的行为标准，并且为了达到这些标准而努力？是否认同“领袖促进增长”这样的理念？这里所谓的增长并非仅指企业自身的增长，还包括企业对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其二，检视自己的内心，是否惧怕那些有别于我们日常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的通行的国际准则？
“要参与才有发言权，但是我害怕我们的企业家因为担心没有发言权，所以根本就不参与。”张维迎说。
印度催促我们
应当说中国从来没有轻视过印度，对于这个曾经将佛教文明传授给中国，并且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和中国有着最相类似命运的国家，我们经常能够产生莫名的尊重。国家如此，人民之间也如是。
但是，当我们不断地放大自己的成就，全力模仿世界先进文明的时候，我们的确没有过多地同印度进行过比较，尽管我们知道它和我们一样在慢慢地苏醒。
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或忽略的是，在很多方面，人家醒得更快。
“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和印度？”张维迎听到有记者向ＧＥ的总裁提出这样的问题时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可能加重了教授心里的那种遗憾。因为，在这次评选当中，类似的提问已经出现过不少回了。
“有关亚洲经济的问题，几乎总是这样把两个国家一起提出来的。但是在有关企业家个人的问题方面，印度往往成为焦点。”
以张维迎教授的眼光观察，在中国内地有不少公司好于印度，但在国际化的参与程度方面，我们已经输给了印度。
在最后的20人名单当中，来自印度的商界奇才占了三分之一。最终的四项年度大奖有两项归于印度人名下，Ｔａｔａ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公司的ＣＥＯ－Ｓ．Ｒａｍａｄｏｒａｉ更是摘走了“年度亚洲商业领袖”的大奖。而这位Ｒａｍａｄｏｒａｉ先生所领导的公司正在积极地进入中国市场，其本人也成为山东省的信息技术顾问，这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第一次授予印度人此项殊荣。
先前在国内，就连中国企业界的人士也认为，如果印度有值得称道的公司领袖的话，那一定出自其软件行业。而在颁奖之前，不但很少有人认识这位做管理咨询的印度先生，甚至根本没有朝这个行业上想过，我们原以为只有发达国家的公司才有资格赚到这个行业的钱。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印度的了解是多么的欠缺。
同样是走在复兴道路上的两个古老国家，当我们以巨大的市场向世人炫耀时，印度人却是以勇敢进入他人的市场为荣。他们的行动对于我们应当是一种催促。
在评选会上，张维迎在和别人的交流过程中，总能够感到中国经济对于整个亚洲的影响，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可能是带动全球经济重新回升的惟一动力。无论这种判断是否会成为现实，至少，在亚洲，这种说法基本上已经成了众望所归的希望，人们期待着中国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并且把自己的发展与中国紧紧相连。“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更是应当积极参与，脚踏实地，保有声音。”
张维迎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亚洲将占据主导地位，而我们的企业家也应当站在他们应该占据的位置上。
（编辑 林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