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府盯上了 企业如何应对
受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一些企业在处理同政府（官员）的关系时是无奈、被动反应，出现麻烦时才临时抱佛脚。“灭火”是这种策略的主要特色。常见的策略包括以下几种。
1．利用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做文章
当一个政府部门找麻烦时，企业家找另一个部门帮忙。另一个部门之所以愿意帮忙，一是因为他们可能与该企业家熟识，更重要的是因为部门间利益不同。这个战略有积极主动的成分，但考虑到它主要是在企业遇到麻烦时才使用，因此也归入被动反应的战略。
之所以能够利用政府部门矛盾做文章，是因为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间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利益的冲突。中国“条条块块”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条条”管理的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不一致，这为企业家的运作提供了空间。 2002年5月，无锡一家袜厂遇到了麻烦。某区技术监督局因故封存了企业的存货并勒令停产。他们的执法引起了冲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便叫来警察，但警察觉得没必要介入，随即又离开了。失了面子的技术监督局干部开始进一步调查该袜厂的问题。这时，当地村和镇书记都出面求情，要求技术监督局从轻处理。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些政府干部担心，如果该企业一气之下出走，该地的产值和就业将会产生影响。苏南干部考核机制把地方干部的政绩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挂钩，地方干部当然要保护他们治下的企业。
2．遇到麻烦时“活动”
出现麻烦时，企业家往往动员所有资源四处走动，不甘受罚。一个企业家说，他并不太在乎罚多少钱，而是担心一旦受罚，别的部门就会以为他软弱可欺，会纷纷上门来找麻烦。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对事前行贿与事后感谢做了区分。“如果你在人家给你办事之前就送钱，那就是行贿，很多人是忌讳的；但如果在办完事之后再给予表示，那就是人之常情。”在前面的例子里，那个无锡企业家事后就向帮助他的书记进行了感谢，尽管他们出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3．转移资本或减少投资
近年来，资本转移在温州是个常见现象。理论上来看，这是企业家基于市场机会和成本收益核算作出的理性反应，但在温州，驱动资本流出的因素并不只是外在因素，如外地的优惠政策、低廉的地价等，还有内在因素，如低效劣质的政府服务。
有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温州外移企业有增无减。截至2000年5月，共有301家企业移出温州，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对当地政府环境不满。比如，某制造轴承的企业因为与政府关系不佳、得不到有效保护而移到了杭州；龙港的一家毛毯厂因为政府对他们与农民搬运工的冲突无动于衷等问题，一怒之下搬迁到了上海。
很多小企业无法选择资本外移，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把企业做大。一个企业家说，他的企业做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政府部门来“化缘”， 因此他把企业保持在小规模，尽量少被人注意到。
4．消极顺从
这种策略是不采取行动，认罚了事。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家没有任何关系，只能接受处罚；二是基于理性考虑，觉得动用太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一次，温州一家制作旅行包的企业家被工商管理部门处罚，他本来想找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后来考虑到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大动干戈，最后决定认罚。至于损失，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弥补回来。（责编：Anna）
1．利用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做文章
当一个政府部门找麻烦时，企业家找另一个部门帮忙。另一个部门之所以愿意帮忙，一是因为他们可能与该企业家熟识，更重要的是因为部门间利益不同。这个战略有积极主动的成分，但考虑到它主要是在企业遇到麻烦时才使用，因此也归入被动反应的战略。
之所以能够利用政府部门矛盾做文章，是因为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间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利益的冲突。中国“条条块块”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条条”管理的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不一致，这为企业家的运作提供了空间。 2002年5月，无锡一家袜厂遇到了麻烦。某区技术监督局因故封存了企业的存货并勒令停产。他们的执法引起了冲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便叫来警察，但警察觉得没必要介入，随即又离开了。失了面子的技术监督局干部开始进一步调查该袜厂的问题。这时，当地村和镇书记都出面求情，要求技术监督局从轻处理。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些政府干部担心，如果该企业一气之下出走，该地的产值和就业将会产生影响。苏南干部考核机制把地方干部的政绩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挂钩，地方干部当然要保护他们治下的企业。
2．遇到麻烦时“活动”
出现麻烦时，企业家往往动员所有资源四处走动，不甘受罚。一个企业家说，他并不太在乎罚多少钱，而是担心一旦受罚，别的部门就会以为他软弱可欺，会纷纷上门来找麻烦。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对事前行贿与事后感谢做了区分。“如果你在人家给你办事之前就送钱，那就是行贿，很多人是忌讳的；但如果在办完事之后再给予表示，那就是人之常情。”在前面的例子里，那个无锡企业家事后就向帮助他的书记进行了感谢，尽管他们出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3．转移资本或减少投资
近年来，资本转移在温州是个常见现象。理论上来看，这是企业家基于市场机会和成本收益核算作出的理性反应，但在温州，驱动资本流出的因素并不只是外在因素，如外地的优惠政策、低廉的地价等，还有内在因素，如低效劣质的政府服务。
有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温州外移企业有增无减。截至2000年5月，共有301家企业移出温州，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对当地政府环境不满。比如，某制造轴承的企业因为与政府关系不佳、得不到有效保护而移到了杭州；龙港的一家毛毯厂因为政府对他们与农民搬运工的冲突无动于衷等问题，一怒之下搬迁到了上海。
很多小企业无法选择资本外移，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把企业做大。一个企业家说，他的企业做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政府部门来“化缘”， 因此他把企业保持在小规模，尽量少被人注意到。
4．消极顺从
这种策略是不采取行动，认罚了事。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家没有任何关系，只能接受处罚；二是基于理性考虑，觉得动用太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一次，温州一家制作旅行包的企业家被工商管理部门处罚，他本来想找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后来考虑到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大动干戈，最后决定认罚。至于损失，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弥补回来。（责编：An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