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仪项目花落菲律宾 中国投资优势受冲击
10亿美元！这是德州仪器新建芯片封装测试厂的全部投资额。中国在竞逐该项目时的意外失利，让还在为获得英特尔投资而欣喜的国内产业界极度失望。
2007年5月4日，全球第3大芯片制造厂商德州仪器宣布将在菲律宾开设新的芯片封装测试厂，总投资额高达10亿美元。此前，包括中国、泰国、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四国都参与德州仪器的新厂选址竞争。其中，中国和菲律宾进入了最后角逐，最终却以菲律宾胜出。
长期以来，中国以成本优势吸引众多外资进入，尤其在今年3月英特尔斥资25亿美元在大连建晶圆厂后，业界都对德州仪器项目满怀信心。但意料之外的失败不啻于发出严重警告：中国作为亚洲最低成本建厂地的地位正面临严峻挑战，部分跨国公司的投资开始流向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
尽管中国为争取投资不遗余力，但德州仪器高管也表示，鉴于过去几年来中国沿海工业区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实际情况，选择菲律宾将更加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企业都是逐利而生，因而德仪的说辞被认为较具说服力。对此，国内也发出了检讨之声。
“落选德州仪器项目是中国的一大损失，这需要我们根据产业环境重新审视引资战略。”有分析人士向《IT时代周刊》指出，随着周边国家在引资上的日渐强势，中国已经不能再抱着昔日的引资观念不放，而应依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作出改变。
外资流动新迹象
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2006年中国以700亿美元的引资额继续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但该数字与2005年的720亿美元相比已经略有下降。其中原因除了受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也与近年来外资在流动中出现的新特点不无关系。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进入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都以廉价资源或转移相对落后生产项目为投资目标。但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改变与竞争加剧，它们除了综合考虑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具体的优惠政策等因素以外，当地科技水平、国民整体素质以及市场容量等因素也被提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这在德仪项目中表现突出。
这家美国芯片厂十几年前就在菲律宾碧瑶建有一家占其全球总产量40%的芯片封装测试工厂，直到2005年结束，公司不少高层还在为这家工厂的前途担心。他们抱怨当地落后的基础措施会削弱其全球竞争，而不稳定的电力供应又像是一枚定时炸弹，加上多年来菲律宾平均人力成本的居高不下，他们甚至开始怀疑当初没有选址中国是不是“一时昏了头”。然而，一年后的今天，他们却甘愿“一错再错”。
对此，德州仪器技术业务高级副总裁凯文·里奇肯定地说，“建立在马尼拉北部克拉克自由港口区的新厂获得的好处，并不比中国开出的条件差”；另一方面，1000多万海外劳工的汇款和旨在恢复金融秩序的税收改革，正让萧条数年之久的菲律宾经济走出低谷。其国内生产总值在经过去年5.4%的增长后，预计今年有望增长6.1%-6.7%。凯文·里奇还特别强调，菲律宾工人在教育和语言上更为明显的优势也是消除抱怨的重要原因。
“中国早该从外界给予的‘世界工厂 i称谓中得到一丝反省，而不是盲目地沾沾自喜。”多位专注引资领域研究的分析人士如是说，“我们引资政策跟不上外资的发展，以市场换技术的落后发展观念依然存在，这导致我们对外资利用与国际潮流大相径庭。”这些分析人士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跨国公司为了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多热衷于跨国并购。这类型的投资近几年来占跨国直接投资总量的70%以上，但在我国，外商却依然以“绿地投资”(编者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其中，绿地投资是指通过新建企业而形成的国际直接投资)为主。
现在，在华跨国公司正从早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侧重于技术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它们倾向于大规模系统化投资(即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阶段的产品进行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投资)，并摒弃了以往独断的投资做法，越来越看重竞争对手的行为，并积极加以效仿。
种种迹象表明，德州仪器的菲律宾新厂计划，将可能带动刚刚在中国和越南分别投下25亿美元和10亿美元的英特尔再次登陆该国。这意味着，在失去类似于德州仪器这样的大型项目后，中国还将遭受巨大的附带损失。
竞争日益激烈
自改革开放到2006年结束，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7120亿美元。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均超过40%，俨然已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上海社科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马胜军指出，除了新流动特点制造麻烦外，世界各国对资本日益激烈的争夺也已成为中国引资战略的新威胁。
据悉，占世界资本绝对份额的发达国家在大做引资文章的同时，还极力鼓励其海外企业投资利润回流。以美国为例，其在2004年10月曾颁布了一项《本土投资法》，将美国跨国企业利益回流国内的税率从35%骤降为5.37%，立即导致了2005年上半年美国对外投资锐减45%。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马胜军认为，美国的利润回流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引资，但这种影响与中国吸引的外资并不在同一层面，不会产生直接竞争。比较而言，来自越南、韩国和印度等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更为直接和交叉。尤其是印度，已被公认是中国最大的对手。
“中国和印度同时出现在跨国公司投资选择方案中的情况屡见不鲜。”多位外资企业老总表示，“我们研究后发现，在市场规模、出口便利性、政府优惠政策、成本结构、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形势方面，中国优势明显；而在劳动力高等教育水平、法律法规透明度、文化接近度和监管环境方面，印度则走在前面。”
上世纪80年代，中印几乎同时开始招商引资，但印度方面的步伐却要比中国小的多。有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至2004年间，印度利用外资的年平均规模为30亿美元左右，仅相当于中国的1/18。而最近3年，印度开始反思并调整引资政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迎接四方资金。行业人士预测，印度奉行由高到低的引资路线，在高科技领域聚集了大量经验丰富且具有英语天赋的人才。因此，它将对中国继续吸引国外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投资产生直接竞争；与此同时，印度丰富而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也会对外资继续投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影响。它正初步露出取代中国地区引资大国地位的架势。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发展的优势，在某些别有用心者散播的“经济发展过热”论调下投资者越来越担心。他们保守地认为，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印度的投资风险要比中国低。于是，这部分资金开始舍中国而改投印度，或是采用“中国+1”的方式来分散自己的风险。华尔街投资分析师们认为，如今，中国还能够庆幸的是这种竞争还需要一个逐步转化的过程，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压力将与日俱增。
2004年，吸引外资明显增速的印度带动了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外资的增加，增幅最高达到31%。而进入2005年后，印度政府又不失时机地颁布了《外国投资促进法》，通过降低税收、放宽行业准入门槛来为国外资金注射“强心剂”。
亡羊补牢
总结中国引资历史，可以依据1992年和2001年将其划成3个阶段。1992年以前的第一阶段，尽管国家在政策上制定了许多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但收效并不大；第二阶段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掀起的经济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大量的外资进入；第三阶段则以中国加入WTO开始为标志，外资在2002年突破500亿美元后，2003年、2004年和2005年也都保持增长。但是，抛开总量计算，中国不足100美元的人均吸引外资额与发达国家超过400美元的数字比起来依然低下，甚至还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2005年107美元的平均水平。这也正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一直高呼“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引资的力度”的关键所在。
现状已经表明，未来中国与印度、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资本竞争只会更加惨烈。中国引资战略何去何从，相关方面现在必须给出答案。
一位经济学教授指出，中国首先必须进行“亡羊补牢”，除了要洞悉以上所提到的外资流动变化和其他国家、地区的竞争情况外，还需对当前引资工作存在的误区深入了解。他告诉《IT时代周刊》，中国产业界至少还有3大弊病需引起足够重视：
首先，把外资的利用当成获取先进技术的途径，但相当部分外资带来的是其自身已经淘汰或正在淘汰的技术。其结果是外资没有带动中国的科技创新，反而对本地原有科技产生“挤出”效应，摧残了国内现有技术生产的产品。
其次，地方政府普遍把引资做为政绩工作来抓，由此出现不切实际“硬指标”下的“招商引资全民运动”。更有甚者竟以此相互攀比，造成引资过程中短期行为严重，或不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底线，向外商乱许诺言，极大损害了国家利益。
最后是对投资环境完善工作的轻视。由于现在各国在优惠政策上的举措大同小异，对投资者来说，他们投资的参考条件也已经上升到对投资环境的要求上。而我们从2006年发达国家引资较2005年增长50%的事实也可以得出结论：优越的投资环境已经越发重要，发展中国家的下一步争夺将首先在这上面得到区分。
“英特尔选址大连并非求来。”2007年3月18日，大连市市长夏德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语道破了外资的心态。这似乎也隐约能够解释，为什么德州仪器会在最后选择菲律宾。
“中国已经走出了WTO的5年保护期，许多原来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也已开放，大量外资即将涌入。”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研究学院桑百川教授指出，“在这个很好的引资契机面前，国家应该及时地对以上问题有的放矢，同时更要发现并预计到其他没有显露的弊端，防患于未然，这将是一项十分艰巨且没有终点的工作！”
2007年5月4日，全球第3大芯片制造厂商德州仪器宣布将在菲律宾开设新的芯片封装测试厂，总投资额高达10亿美元。此前，包括中国、泰国、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四国都参与德州仪器的新厂选址竞争。其中，中国和菲律宾进入了最后角逐，最终却以菲律宾胜出。
长期以来，中国以成本优势吸引众多外资进入，尤其在今年3月英特尔斥资25亿美元在大连建晶圆厂后，业界都对德州仪器项目满怀信心。但意料之外的失败不啻于发出严重警告：中国作为亚洲最低成本建厂地的地位正面临严峻挑战，部分跨国公司的投资开始流向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
尽管中国为争取投资不遗余力，但德州仪器高管也表示，鉴于过去几年来中国沿海工业区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实际情况，选择菲律宾将更加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企业都是逐利而生，因而德仪的说辞被认为较具说服力。对此，国内也发出了检讨之声。
“落选德州仪器项目是中国的一大损失，这需要我们根据产业环境重新审视引资战略。”有分析人士向《IT时代周刊》指出，随着周边国家在引资上的日渐强势，中国已经不能再抱着昔日的引资观念不放，而应依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作出改变。
外资流动新迹象
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2006年中国以700亿美元的引资额继续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但该数字与2005年的720亿美元相比已经略有下降。其中原因除了受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也与近年来外资在流动中出现的新特点不无关系。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进入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都以廉价资源或转移相对落后生产项目为投资目标。但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改变与竞争加剧，它们除了综合考虑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具体的优惠政策等因素以外，当地科技水平、国民整体素质以及市场容量等因素也被提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这在德仪项目中表现突出。
这家美国芯片厂十几年前就在菲律宾碧瑶建有一家占其全球总产量40%的芯片封装测试工厂，直到2005年结束，公司不少高层还在为这家工厂的前途担心。他们抱怨当地落后的基础措施会削弱其全球竞争，而不稳定的电力供应又像是一枚定时炸弹，加上多年来菲律宾平均人力成本的居高不下，他们甚至开始怀疑当初没有选址中国是不是“一时昏了头”。然而，一年后的今天，他们却甘愿“一错再错”。
对此，德州仪器技术业务高级副总裁凯文·里奇肯定地说，“建立在马尼拉北部克拉克自由港口区的新厂获得的好处，并不比中国开出的条件差”；另一方面，1000多万海外劳工的汇款和旨在恢复金融秩序的税收改革，正让萧条数年之久的菲律宾经济走出低谷。其国内生产总值在经过去年5.4%的增长后，预计今年有望增长6.1%-6.7%。凯文·里奇还特别强调，菲律宾工人在教育和语言上更为明显的优势也是消除抱怨的重要原因。
“中国早该从外界给予的‘世界工厂 i称谓中得到一丝反省，而不是盲目地沾沾自喜。”多位专注引资领域研究的分析人士如是说，“我们引资政策跟不上外资的发展，以市场换技术的落后发展观念依然存在，这导致我们对外资利用与国际潮流大相径庭。”这些分析人士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跨国公司为了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多热衷于跨国并购。这类型的投资近几年来占跨国直接投资总量的70%以上，但在我国，外商却依然以“绿地投资”(编者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其中，绿地投资是指通过新建企业而形成的国际直接投资)为主。
现在，在华跨国公司正从早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侧重于技术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它们倾向于大规模系统化投资(即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阶段的产品进行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投资)，并摒弃了以往独断的投资做法，越来越看重竞争对手的行为，并积极加以效仿。
种种迹象表明，德州仪器的菲律宾新厂计划，将可能带动刚刚在中国和越南分别投下25亿美元和10亿美元的英特尔再次登陆该国。这意味着，在失去类似于德州仪器这样的大型项目后，中国还将遭受巨大的附带损失。
竞争日益激烈
自改革开放到2006年结束，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7120亿美元。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均超过40%，俨然已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上海社科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马胜军指出，除了新流动特点制造麻烦外，世界各国对资本日益激烈的争夺也已成为中国引资战略的新威胁。
据悉，占世界资本绝对份额的发达国家在大做引资文章的同时，还极力鼓励其海外企业投资利润回流。以美国为例，其在2004年10月曾颁布了一项《本土投资法》，将美国跨国企业利益回流国内的税率从35%骤降为5.37%，立即导致了2005年上半年美国对外投资锐减45%。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马胜军认为，美国的利润回流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引资，但这种影响与中国吸引的外资并不在同一层面，不会产生直接竞争。比较而言，来自越南、韩国和印度等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更为直接和交叉。尤其是印度，已被公认是中国最大的对手。
“中国和印度同时出现在跨国公司投资选择方案中的情况屡见不鲜。”多位外资企业老总表示，“我们研究后发现，在市场规模、出口便利性、政府优惠政策、成本结构、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形势方面，中国优势明显；而在劳动力高等教育水平、法律法规透明度、文化接近度和监管环境方面，印度则走在前面。”
上世纪80年代，中印几乎同时开始招商引资，但印度方面的步伐却要比中国小的多。有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至2004年间，印度利用外资的年平均规模为30亿美元左右，仅相当于中国的1/18。而最近3年，印度开始反思并调整引资政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迎接四方资金。行业人士预测，印度奉行由高到低的引资路线，在高科技领域聚集了大量经验丰富且具有英语天赋的人才。因此，它将对中国继续吸引国外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投资产生直接竞争；与此同时，印度丰富而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也会对外资继续投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影响。它正初步露出取代中国地区引资大国地位的架势。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发展的优势，在某些别有用心者散播的“经济发展过热”论调下投资者越来越担心。他们保守地认为，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印度的投资风险要比中国低。于是，这部分资金开始舍中国而改投印度，或是采用“中国+1”的方式来分散自己的风险。华尔街投资分析师们认为，如今，中国还能够庆幸的是这种竞争还需要一个逐步转化的过程，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压力将与日俱增。
2004年，吸引外资明显增速的印度带动了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外资的增加，增幅最高达到31%。而进入2005年后，印度政府又不失时机地颁布了《外国投资促进法》，通过降低税收、放宽行业准入门槛来为国外资金注射“强心剂”。
亡羊补牢
总结中国引资历史，可以依据1992年和2001年将其划成3个阶段。1992年以前的第一阶段，尽管国家在政策上制定了许多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但收效并不大；第二阶段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掀起的经济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大量的外资进入；第三阶段则以中国加入WTO开始为标志，外资在2002年突破500亿美元后，2003年、2004年和2005年也都保持增长。但是，抛开总量计算，中国不足100美元的人均吸引外资额与发达国家超过400美元的数字比起来依然低下，甚至还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2005年107美元的平均水平。这也正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一直高呼“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引资的力度”的关键所在。
现状已经表明，未来中国与印度、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资本竞争只会更加惨烈。中国引资战略何去何从，相关方面现在必须给出答案。
一位经济学教授指出，中国首先必须进行“亡羊补牢”，除了要洞悉以上所提到的外资流动变化和其他国家、地区的竞争情况外，还需对当前引资工作存在的误区深入了解。他告诉《IT时代周刊》，中国产业界至少还有3大弊病需引起足够重视：
首先，把外资的利用当成获取先进技术的途径，但相当部分外资带来的是其自身已经淘汰或正在淘汰的技术。其结果是外资没有带动中国的科技创新，反而对本地原有科技产生“挤出”效应，摧残了国内现有技术生产的产品。
其次，地方政府普遍把引资做为政绩工作来抓，由此出现不切实际“硬指标”下的“招商引资全民运动”。更有甚者竟以此相互攀比，造成引资过程中短期行为严重，或不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底线，向外商乱许诺言，极大损害了国家利益。
最后是对投资环境完善工作的轻视。由于现在各国在优惠政策上的举措大同小异，对投资者来说，他们投资的参考条件也已经上升到对投资环境的要求上。而我们从2006年发达国家引资较2005年增长50%的事实也可以得出结论：优越的投资环境已经越发重要，发展中国家的下一步争夺将首先在这上面得到区分。
“英特尔选址大连并非求来。”2007年3月18日，大连市市长夏德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语道破了外资的心态。这似乎也隐约能够解释，为什么德州仪器会在最后选择菲律宾。
“中国已经走出了WTO的5年保护期，许多原来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也已开放，大量外资即将涌入。”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研究学院桑百川教授指出，“在这个很好的引资契机面前，国家应该及时地对以上问题有的放矢，同时更要发现并预计到其他没有显露的弊端，防患于未然，这将是一项十分艰巨且没有终点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