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江：借跨国企业培育本土软件人才
1999年，张宏江回国加盟刚成立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后十年间，他见证了中国软件业的成长，到今天，他已经成为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
回首10年，张宏江把“对于中国软件业人才的培养”看作最有价值的成就。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评为世界上最热门的研究院。在张宏江看来，它所向世界证明的不是微软的成绩，而是中国的创新能力。
2008年，张宏江被推选为奥运火炬手。7月7日，他在兰州参与了火炬接力。
实验室里的狂欢
我与奥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可以追溯到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会。
当时我还在石家庄电子工业部第54研究所工作。由于电视机尚未普及，我和同事们只能挤在实验室里，围着仅有的一台电视观看比赛。尽管正值盛夏，天气特别闷热，大家也没觉得难挨，热情依旧高涨。当许海峰夺得冠军，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时，我们的激动程度绝不亚于今天在酒吧里看球的疯狂球迷。
继汉唐之后，中国终于再度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出昂然的自信和强大的实力。同时，奥运也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友善的、自信的中华民族。
三十年巨变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这30年，我的感触很深。1978年中国第一次引进外资，那时的我作为第一批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刚刚迈入大学的校门。作为中国复兴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的感觉是，今天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相比已有了天渊之别。
三十年前，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计算机还是很陌生的事物。而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的优势也只局限在数学、物理等传统科学领域，计算机方面的人才极度匮乏。当时颇具远见的邓小平提出了“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号召，而今，计算机真的在中国的“娃娃”中普及了。不仅如此，中国还拥有全球第一的互联网及移动通信用户规模，每年新增的IT领域的毕业生达到数十万人。
三十年前，在中国没有一家真正的跨国企业，老外往往会被国人当作“珍稀动物”来对待。而今，在各个行业领域的难以计数的跨国企业都在认真思忖着：如何才能把自己变成真正的“中国公司”;人才的跨国界流动也变成稀松平常的事——在我的身边，有许多来自于美国、印度的同事，他们和我们一样努力工作、享受生活，我几乎感受不到老外“外”在哪里。
能够在这三十年里亲历中国的变化，能够成为凝聚着“和平、友谊、进步”奥运精神的圣火的传递者，我倍感幸运。
发展软件业 关键在人才
我是做技术出身的，在微软的工作也一直与研发和人才培养密切相关。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人才优势，是中国软件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很多人都会问我，总体而言印度在软件业更有竞争力，为何中国会成为微软最大的海外研发基地?
大型软件的研发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设计部门、测试部门和项目管理部门的多方合作。其实中国和印度都不缺少基层软件开发人员，但更高级人才的培养必须要依托于大型软件的实际参与经验。
印度在上世纪80年代以软件外包起步，以这种服务形式把国内整个的软件业带动起来。在这20年的时间里，已培养出一大批了解软件开发流程、接触到更深层次技术核心的中高层管理和研发人员。从这个方面来说，印度确实要领先于中国。
但是，在中国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他的知识牢固性和知识的广泛度更胜印度一筹。而且中国每年IT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是印度的几倍，我们的人才规模就要比印度大。
而且我认为中国在电信产业、计算机硬件、在互联网等各种相关工业，都有非常显著的发展。这样看来，微软把中国选为海外最大的研发中心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方面本身的人才储备很牢固;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实际上，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世界研发中心，不仅仅取决于人才的多少，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才是否有发展的空间，相关的产业是否能够支持，是否具备良好的宏观架构，中国恰恰具备了这些优势。
回首10年，张宏江把“对于中国软件业人才的培养”看作最有价值的成就。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评为世界上最热门的研究院。在张宏江看来，它所向世界证明的不是微软的成绩，而是中国的创新能力。
2008年，张宏江被推选为奥运火炬手。7月7日，他在兰州参与了火炬接力。
实验室里的狂欢
我与奥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可以追溯到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会。
当时我还在石家庄电子工业部第54研究所工作。由于电视机尚未普及，我和同事们只能挤在实验室里，围着仅有的一台电视观看比赛。尽管正值盛夏，天气特别闷热，大家也没觉得难挨，热情依旧高涨。当许海峰夺得冠军，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时，我们的激动程度绝不亚于今天在酒吧里看球的疯狂球迷。
继汉唐之后，中国终于再度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出昂然的自信和强大的实力。同时，奥运也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友善的、自信的中华民族。
三十年巨变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这30年，我的感触很深。1978年中国第一次引进外资，那时的我作为第一批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刚刚迈入大学的校门。作为中国复兴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的感觉是，今天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相比已有了天渊之别。
三十年前，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计算机还是很陌生的事物。而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的优势也只局限在数学、物理等传统科学领域，计算机方面的人才极度匮乏。当时颇具远见的邓小平提出了“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号召，而今，计算机真的在中国的“娃娃”中普及了。不仅如此，中国还拥有全球第一的互联网及移动通信用户规模，每年新增的IT领域的毕业生达到数十万人。
三十年前，在中国没有一家真正的跨国企业，老外往往会被国人当作“珍稀动物”来对待。而今，在各个行业领域的难以计数的跨国企业都在认真思忖着：如何才能把自己变成真正的“中国公司”;人才的跨国界流动也变成稀松平常的事——在我的身边，有许多来自于美国、印度的同事，他们和我们一样努力工作、享受生活，我几乎感受不到老外“外”在哪里。
能够在这三十年里亲历中国的变化，能够成为凝聚着“和平、友谊、进步”奥运精神的圣火的传递者，我倍感幸运。
发展软件业 关键在人才
我是做技术出身的，在微软的工作也一直与研发和人才培养密切相关。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人才优势，是中国软件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很多人都会问我，总体而言印度在软件业更有竞争力，为何中国会成为微软最大的海外研发基地?
大型软件的研发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设计部门、测试部门和项目管理部门的多方合作。其实中国和印度都不缺少基层软件开发人员，但更高级人才的培养必须要依托于大型软件的实际参与经验。
印度在上世纪80年代以软件外包起步，以这种服务形式把国内整个的软件业带动起来。在这20年的时间里，已培养出一大批了解软件开发流程、接触到更深层次技术核心的中高层管理和研发人员。从这个方面来说，印度确实要领先于中国。
但是，在中国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他的知识牢固性和知识的广泛度更胜印度一筹。而且中国每年IT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是印度的几倍，我们的人才规模就要比印度大。
而且我认为中国在电信产业、计算机硬件、在互联网等各种相关工业，都有非常显著的发展。这样看来，微软把中国选为海外最大的研发中心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方面本身的人才储备很牢固;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实际上，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世界研发中心，不仅仅取决于人才的多少，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才是否有发展的空间，相关的产业是否能够支持，是否具备良好的宏观架构，中国恰恰具备了这些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