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道竞跑：万亿3G投资示好地方政府
对于三大运营商和地方政府而言，动辄“数十亿”、“数百亿”的一纸纸合约，究竟谁是谁的诱惑？
继今年三月全国“两会”期间浙江省政府率先与移动、电信、联通等签订超过千亿元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湖南、广东、上海、四川、云南、内蒙等沿海和内陆省、自治区、直辖市，几乎是以争先恐后之势“争抢”到了三大运营商的投资合约，协议数量已不下几十份，合约总金额业已突破“万亿”元。
蜜月期的海誓山盟多半大同小异。以最新的北京市为例，在三大运营商于5月底与当地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前者除了完成北京市包括3G建设、宽带接入等城市高速信息网络建设外，还作出承诺：滚动投资超过千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2000亿-3000亿元，稳定就业20万-30万人，创造就业岗位5万-8万个……当然，后者也会“投桃报李”。
类似的承诺已陆续散见于三大运营商与各地政府所签的协议中，区别只在于与当地经济总量和电信业收入相当的投资数额。
以3G为名，他们期待的“双赢”局面能否出现？
以3G拉动GDP和就业
细究一份份协议，各个地方政府与三大运营商签署的协议中几乎都谈到了“投资”和“解决就业”。
在电信收入的重镇广东，承诺投资规模的多寡几成一场运营商之间的竞赛，电信、移动、联通先后承诺在广东分别投资600亿、800亿和350亿元。
而作为附带条款，大多数合约皆明确，希望通过这些投资，拉动上游产业链发展以及就业。比如广东对中国移动的预期是，通过800亿元投资的杠杆功能带来“千亿级产业规模发展”，以及带动“20万人就业”和“万家创业”。
上海市则在与中国电信的合约中明确，中国电信“视讯运营中心”、“全球客服中心”以及中国电信上海呼叫中心等“三大中心”落户上海，并在未来两年内新增就业机会达到“近万个”。
而一向富庶的浙江义乌市亦高调表示，“支持中国移动在义乌设立集中采购基地，积极引导并支持为中国移动选送各类优秀人才，制定科技创业的优惠政策。”
而对于相对贫困的中西部地区，三大运营商的投资砝码也被当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使命所牢牢捆绑。
以四川、云南、内蒙三省区为例，据本报了解，目前拿到的三家运营商承诺合约投资金额皆已分别达到1000亿元、420亿元、150亿元。该些省份除了表示对三家运营商给予用地、人才、财税等优惠政策外，亦希望3G等电信业务的发展，能够带动城乡信息化、以及劳动就业机会的增长。
根据中国电信人士透露，实际上，各地方政府的算盘非常明确：根据历年表现，运营商在推动当地GDP增长、吸纳就业方面，均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保增长、促发展”的紧迫形势下，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投资合约来稳固运营商作为地方经济“投资大户”的功能，持续稳定地在当地进行再投入。
比如，湖南省政府与中国电信约定：中国电信在征得国资委同意后，同意“减免”湖南电信每年“5亿元”的上缴利润，以获得下一年继续扩大中国电信在湖南的新增投入。
上述中国电信人士分析说，实际上，地方政府的意图是希望通过“减少上缴利润”来争取各大运营商对当地投资的倾斜，以此来增加运营商在当地的新增项目，继续以投资来带动消费和就业，从而确保GDP的持续增长。
运营商：投资与转型的博弈
与一份份战略合作协议相伴的则是，三大运营商的掌门人密集穿梭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出手“阔绰”。
但是，这些被视为“投资大户”和“保增长中坚”的运营商们，其未来持续的“财力”也正在面临考验——过去20多年中，依靠新增用户实现营收与利润高速增长的时代正在成为明日黄花，而如何寻找新兴业务、新的增长点，才是他们在3G时代真正要解决的难题。
以广东省为例，根据广东省通信管理局统计数据，从2009年1月开始，在广东省经济比重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通信业务收入，开始出现近年来首度同比负增长的状况。
今年前四个月，广东省累计实现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为401.4亿元，同比下降了2.79%，并且1－4月的下降幅度呈扩大之势。与此同时，广东省内的新增电话用户数亦开始出现连续三个月的负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运营商面对的压力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新增的3G网络建设正在增加运营商的财务压力；另一方面，通信市场的饱和，使得依靠用户增长达到“增量”市场提升的好时光也正在远去，寻找新业务增长点的急迫性正在加大。
如何平衡地方政府“保增长”的诉求与运营商自身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制造“共赢”局面，无疑成为运营商最紧迫的难题。
从收入结构上看，运营商已经触到语音业务增收的极限，根据广东省电信管理局统计，电信资费在过去8年里下降了70%。而且随着全业务的到来，运营商近期竞争加剧带来的价格战，资费下降趋势不会改变，故基于3G网络的新兴数据业务和集团用户产生的收入，将成为3G时代争夺的利润点。而在这方面，运营商无疑需要获得地方政府的强有力支持。
不久前，中移动就率先以“2.2亿元赞助费”的成本，圈下了广州2010年亚运会信息与通信服务高级合作伙伴的协议，同时还快马扬鞭地赶至深圳，高调表示积极“支持和参与”2011年深圳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这显然是一种姿态，中移动希望以此来争取未来更多地方政府在电子政务、城市信息化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类信息化工程和项目。
而该种策略正是近期三大运营商奔走各地纷纷示好地方政府的典型姿态。
深圳移动人士表示，如果说2G时代，运营商只是一个语音等基础电信业务的运营者，3G时代，它必然要向一个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它除了要提供面向个人的电信基础服务，还要充当社会、政府、企业的信息服务提供商、系统集成商，“这种转型就像田径比赛中，大家都到了弯道，身体动作要相应地调整”。
根据国泰君安研究所预测，2009年，借3G之势，三大运营商将迎来投资高峰年，全年预计总投资为3932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33%；此后的2010年－2012年，尽管会逐年降低，但也分别达到3500亿元、3007亿元、2655亿元。因此，无论是对地方政府还是对运营商而言，以3G为名展开的“蜜月”足够理由。在这个不折不扣的“豪赌”年，到底3G带来的新增投入能撬动多大的经济杠杆，制造多少新兴生产力，都将在年内一一证实。
继今年三月全国“两会”期间浙江省政府率先与移动、电信、联通等签订超过千亿元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湖南、广东、上海、四川、云南、内蒙等沿海和内陆省、自治区、直辖市，几乎是以争先恐后之势“争抢”到了三大运营商的投资合约，协议数量已不下几十份，合约总金额业已突破“万亿”元。
蜜月期的海誓山盟多半大同小异。以最新的北京市为例，在三大运营商于5月底与当地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前者除了完成北京市包括3G建设、宽带接入等城市高速信息网络建设外，还作出承诺：滚动投资超过千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2000亿-3000亿元，稳定就业20万-30万人，创造就业岗位5万-8万个……当然，后者也会“投桃报李”。
类似的承诺已陆续散见于三大运营商与各地政府所签的协议中，区别只在于与当地经济总量和电信业收入相当的投资数额。
以3G为名，他们期待的“双赢”局面能否出现？
以3G拉动GDP和就业
细究一份份协议，各个地方政府与三大运营商签署的协议中几乎都谈到了“投资”和“解决就业”。
在电信收入的重镇广东，承诺投资规模的多寡几成一场运营商之间的竞赛，电信、移动、联通先后承诺在广东分别投资600亿、800亿和350亿元。
而作为附带条款，大多数合约皆明确，希望通过这些投资，拉动上游产业链发展以及就业。比如广东对中国移动的预期是，通过800亿元投资的杠杆功能带来“千亿级产业规模发展”，以及带动“20万人就业”和“万家创业”。
上海市则在与中国电信的合约中明确，中国电信“视讯运营中心”、“全球客服中心”以及中国电信上海呼叫中心等“三大中心”落户上海，并在未来两年内新增就业机会达到“近万个”。
而一向富庶的浙江义乌市亦高调表示，“支持中国移动在义乌设立集中采购基地，积极引导并支持为中国移动选送各类优秀人才，制定科技创业的优惠政策。”
而对于相对贫困的中西部地区，三大运营商的投资砝码也被当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使命所牢牢捆绑。
以四川、云南、内蒙三省区为例，据本报了解，目前拿到的三家运营商承诺合约投资金额皆已分别达到1000亿元、420亿元、150亿元。该些省份除了表示对三家运营商给予用地、人才、财税等优惠政策外，亦希望3G等电信业务的发展，能够带动城乡信息化、以及劳动就业机会的增长。
根据中国电信人士透露，实际上，各地方政府的算盘非常明确：根据历年表现，运营商在推动当地GDP增长、吸纳就业方面，均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保增长、促发展”的紧迫形势下，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投资合约来稳固运营商作为地方经济“投资大户”的功能，持续稳定地在当地进行再投入。
比如，湖南省政府与中国电信约定：中国电信在征得国资委同意后，同意“减免”湖南电信每年“5亿元”的上缴利润，以获得下一年继续扩大中国电信在湖南的新增投入。
上述中国电信人士分析说，实际上，地方政府的意图是希望通过“减少上缴利润”来争取各大运营商对当地投资的倾斜，以此来增加运营商在当地的新增项目，继续以投资来带动消费和就业，从而确保GDP的持续增长。
运营商：投资与转型的博弈
与一份份战略合作协议相伴的则是，三大运营商的掌门人密集穿梭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出手“阔绰”。
但是，这些被视为“投资大户”和“保增长中坚”的运营商们，其未来持续的“财力”也正在面临考验——过去20多年中，依靠新增用户实现营收与利润高速增长的时代正在成为明日黄花，而如何寻找新兴业务、新的增长点，才是他们在3G时代真正要解决的难题。
以广东省为例，根据广东省通信管理局统计数据，从2009年1月开始，在广东省经济比重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通信业务收入，开始出现近年来首度同比负增长的状况。
今年前四个月，广东省累计实现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为401.4亿元，同比下降了2.79%，并且1－4月的下降幅度呈扩大之势。与此同时，广东省内的新增电话用户数亦开始出现连续三个月的负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运营商面对的压力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新增的3G网络建设正在增加运营商的财务压力；另一方面，通信市场的饱和，使得依靠用户增长达到“增量”市场提升的好时光也正在远去，寻找新业务增长点的急迫性正在加大。
如何平衡地方政府“保增长”的诉求与运营商自身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制造“共赢”局面，无疑成为运营商最紧迫的难题。
从收入结构上看，运营商已经触到语音业务增收的极限，根据广东省电信管理局统计，电信资费在过去8年里下降了70%。而且随着全业务的到来，运营商近期竞争加剧带来的价格战，资费下降趋势不会改变，故基于3G网络的新兴数据业务和集团用户产生的收入，将成为3G时代争夺的利润点。而在这方面，运营商无疑需要获得地方政府的强有力支持。
不久前，中移动就率先以“2.2亿元赞助费”的成本，圈下了广州2010年亚运会信息与通信服务高级合作伙伴的协议，同时还快马扬鞭地赶至深圳，高调表示积极“支持和参与”2011年深圳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这显然是一种姿态，中移动希望以此来争取未来更多地方政府在电子政务、城市信息化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类信息化工程和项目。
而该种策略正是近期三大运营商奔走各地纷纷示好地方政府的典型姿态。
深圳移动人士表示，如果说2G时代，运营商只是一个语音等基础电信业务的运营者，3G时代，它必然要向一个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它除了要提供面向个人的电信基础服务，还要充当社会、政府、企业的信息服务提供商、系统集成商，“这种转型就像田径比赛中，大家都到了弯道，身体动作要相应地调整”。
根据国泰君安研究所预测，2009年，借3G之势，三大运营商将迎来投资高峰年，全年预计总投资为3932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33%；此后的2010年－2012年，尽管会逐年降低，但也分别达到3500亿元、3007亿元、2655亿元。因此，无论是对地方政府还是对运营商而言，以3G为名展开的“蜜月”足够理由。在这个不折不扣的“豪赌”年，到底3G带来的新增投入能撬动多大的经济杠杆，制造多少新兴生产力，都将在年内一一证实。